系列专题:20位企业家的年度憾事
2007年12月6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示,中国太阳能产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听到这个消息,作为太阳能行业的领军人物,黄鸣感到很欣慰。但谈及到家人,他却心怀愧疚:“让他们担惊受怕,忍受孤独,不是我的本意却是我心中的痛。”
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
黄鸣:自古忠孝难两全
接受《商界评论》的约稿之后,我是流着泪写完这篇文章的。
我曾到多所大学讲过课,接受过上百次的提问,没有多少问题能把我难住。但近期在河北科技大学洽谈校企合作项目时,在与大学生们面对面的交流中却被问到我的痛处。
一位学生问我是否只想着自己的事业,关心过家人没有?当时我坚强的外表下内心最深处的软肋被击痛了,人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从这一点上来讲,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只想着我的事业、我的爱好、对企业的责任、我对社会的责任、对股东的责任等,越要尽心尽力地去尽这些责任,对自己家人的愧疚就越多。
我非常庆幸的是父亲今年又闯过了一关。在他病重时,我在父母住的聊城和德州两地奔波,老爷子躺在他的重症病房里插着呼吸机不能说话,见我到他床边时,他拚命地想要拔呼吸机,但被护士制止住了。我知道父亲有诸多的牵挂想对他的儿子嘱托。我猜想他是牵挂妈妈,我给他讲妈妈不但把我和妹妹拉扯大,还替父亲孝敬老人(父亲三十多岁瘫痪在床,一病几十年,是妈妈顶起家里的栋梁),照顾同样有残疾的叔叔一家,妈妈这辈子非常辛苦,我和妹妹一定孝顺妈妈。父亲点点头,但他看上去还是有事,我想父亲是牵挂妹妹,妹妹在我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主动挑起家里的重担,替我照顾父亲母亲,尤其是在父亲病重期间,无微不至地照顾老爷子,其中付出的辛苦让我不知怎么来感激她。我对父亲说,你和母亲照顾叔叔一家这么多年,已经为我做出了榜样,我会像他们对待同胞弟弟那样照顾我的妹妹。父亲还是像有话对我说,我又提到了我的妻子和女儿,说她们很好,让他放心。看到后来他直指着我,我明白了,他是担心我的劳苦奔波和我的安全问题。我对他说我的安全问题你尽管放心,我到哪里都有人接,我不愿意带人出差,搞得像黑社会一样没必要,也不愿意摆那个派头,听到这儿父亲欣慰地笑了。
坚强的父亲终于又一次从病重中挺了过来,我也又恢复到自己的忙碌中。屈指算来,已有一个月没去看父母了,上个周末(2007年12月8日)因为出差的地方离父母住的聊城路程很近,虽然已是深夜零点,我决定驱车去看他们。我的敲门声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母亲给我打开门,一阵惊喜漾在她的脸上,父亲听到我的到来,也撑着从卧室里自己走了出来,他瘫痪了几十年,到晚年居然甩开轮椅能站起来走路了,这不能不说是他晚年创下的一大奇迹。他们对我的夜间“降临”特别兴奋,像小孩过年一样,围着我嘘寒问暖。唠了半个多小时,母亲怕我累要我休息。即使是这样,我在家里也没呆多长时间,公司里还有很多事务等我去处理,早上五点多母亲和妹妹就起来为我准备早餐,六点多钟一家人看我吃完饭,送我上路,我在家仅陪了父母亲六个小时。
让他们担惊受怕,忍受孤独,不是我的本意却是我心中的痛。
也许会有人问: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从小处说,如果我不做事业,我怎么能给家人带来幸福和安全感?现在我女儿在国外读书,如果我是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大概支撑不了她的开支。我的父亲能活到现在,几十万上百万的医药费都花了,如果我是一名普通的工薪族,大概只能对着父亲高昂的医疗费望而兴叹,对没有能力挽救父亲的生命而扼腕叹息。
从大处讲,我有几百万用户,几千员工,将近七万的皇明从业人员(加上经销商),他们的可持续发展都要依仗“皇明”这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我已经退出管理层,将企业经营交给日益成熟的管理团队,企业的事情已不再让我操心,但我的责任早已超越企业的小范围,同行业、国家、社会融为一体。为中国可再生能源事业鼓与呼,以太阳能产业报国是我毕生的心愿,为此我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我所热爱的事业中。
前几天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播了两条有关“中国太阳能”的新闻,一条是2007年12月6日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说中国太阳能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另一条是2007年12月9日的可再生能源正从“替代能源”向“主流能源”转变。当时有人给我打电话:黄总,我们中国太阳能产业规模第一上央视新闻了……那种高兴劲儿非太阳能人所不能体会到的,非付出努力所不能体会到的。在中国制造饱受转型之困的今天,太阳能产业以拥有完全创新的知识产权,自主建立的工业体系,及成功的商业化模式从全球中脱颖而出,作为行业龙头企业的领军人物,我推进可再生能源的任务更重了。
所以,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事业与家庭选择两难的问题。人生有很多的无奈,这就是其中一份很难回避的无奈。面对这种无奈,我只能选择接受,在觉得对不起家人的时候就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他们,尽量多和他们在一起,在觉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就加大工作上的投入,玩一种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我不知道选择了企业人这一苦行僧之后,该怎么做得更好?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我的精力、时间、感情都有限,以前我拼于事业,荒芜了对家的维护,到年届五十的2007,《商界评论》的提问将我从事业堆中拉出来,让我第一次有了对这种人生缺憾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