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多分析家都视去年的气候会议为成功的典范，但是这个结论是否有点为时过早呢？喻捷指出要解决这个由来已久有关公平及发展权的问题，还远的很。
如果说2007年12月份在印尼巴厘岛举办的气候变化公约第１３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３次缔约方会议是一场战役，那么，虽然在这次战役中，可谓是英雄辈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展望未来，前方却并不是坦途。
从现在到下一轮哥本哈根谈判的两年间，美国、日本、加拿大如何表现，仍有重大悬疑。公约下的谈判，“包括量化的减排和限排指标”、“考虑具体国情”这些字眼弱化了美国将来可能的承诺，并且给日本和加拿大留下了逃离《京都议定书》的出口。
发展中国家的贡献是巴厘的一个飞跃。在情势紧逼及审时度势下，中国带头提出，在发达国家给予实实在在的技术与资金援助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将做出同样实实在在的持续发展与政策承诺。这意味着，之前发展中国家强调的国内减缓政策将被纳入国际范畴，引进广被接纳的统计条目、标准和由第三方认证的结果。
但是，在挣扎过几个昼夜之后，路线图并没有在保证全球气候安全的长期目标上达成共识。
会后，评论界有两种意见。激进派认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保护全球气候的机会。务实派认为，这是当前形势下全球各国可以获得的最好结果。
亲眼见证了谈判过程的人，大多数会支持后一种说法，尽管不尽如人意，共识仍来之不易。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真正发扬了在多边谈判中不多见的灵活和妥协的精神。
然而，激进派的观点也不容忽视。
各国认领各自的排放目标，是保证对全球排放总量进行的控制的唯一方法。但是，目前的《京都议定书》也因此存在重大缺陷，并不能完成公约第二条所指出的“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
IPCC报告指出，2℃是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的一个上限，可行的全球行动情景是世界排放总量在10-15年内实现峰值，然后逐年下降，到205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去一半。即使如此，仍有27-62%的可能人类守不住2℃这个隘口。在IPCC的数个情境模型中，这是保守的方案。
IPCC报告的观点在政治上得到欧盟的积极响应，却遭到了美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在关于长期目标的谈判路线图中，包含这些数字的关键内容在谈判过程中，从正文移到引言，最后直至移至脚注。即使在脚注中也未提及具体数字，只是指向了IPCC报告中的几个页码。
美国自不待言，在此平台上的任何妥协都不可能是积极的，发展中国家的理由却很难反驳。因为目前关于发达国家后京都的减排目标只规定到2020年，因此，长远来看，目前的框架必然潜藏着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和限排要求。在发达国家做出超越2020年的承诺之前，发展中国家能否接受一个基于绝对指标的减排限制实际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因素。
《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后，其所约定的节能减排指标分为三个计划承诺期来分阶段实现。2012年和2018年分别是第二和第三个承诺期的起点。原本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发展中国家比较可能在第三承诺期内，也就是2018年以后的承诺期做出实质性承诺，因此，此次发展中国家的慷慨是出乎意料的。正因为如此，期待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在绝对值，而不是增排速率上做出承诺是不切实际的。
另一个在未来气候制度中至关重要的机制，毕业机制的谈判也未获得任何进展。《京都议定书》在第一个附件内列出了一些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名单，他们将在温室气体减排过程中承担更多的义务。这个机制旨在扩大这一名单，让一些在经济指标上已经达到发达水平的国家进入绝对值减排名单。
发展权和气候安全一向被认为是解决气候问题的一对矛盾。尽管，将来还有机会，例如IPCC2013年将会发布其第五次评估报告，旧事还会重提，甚至更加紧迫，但是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话题还将继续，最终的解决方案仍然悬在空中。
IPCC报告中指出，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应对措施，目前至2030年的全球排放将增长40%-110%，在新增排放量中，发展中国家将占到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发展的起飞阶段，需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且近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制造业正在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据统计，中国2006年较2002年出口额增长1.97倍，出口隐含能源增长1.79倍。
在气候制度研究中现有的一些颇具影响的提案，目前都没有得到发展中大国的响应。
发展中国家依据历史经验提出，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排放趋势往往是达到某一个顶点，当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其人均排放自然会降低。因此，应当允许发展中国家经历这个过程，然后再与发达国家在未来的某一点上会合。
多年的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权利必须被明确、具体地规定下来，否则一个保障全球气候安全的气候制度将很难出笼。发展中国家需要多少发展空间，保留多少发展空间是公平的，目前尚没有令人信服的方案。因此，在后巴厘时代，我们仍然需要不停探索新的方案，这是对人类公平和责任的哲思的挑战。
作者简介：喻捷博士，德国伯尔基金会顾问。曾多次作为NGO观察员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相关国际气候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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