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老板对话】
与其他在中国建设过火力发电站的外资企业一样，全球最大的独立发电公司AES在中国建设的发电站正遭受着价格煎熬。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煤炭价格上涨，而电价始终保持不变，导致几家知名的外资供电公司难以盈利，退出了中国市场，可AES还在艰难地坚持着。此外，在上世纪90年代，与AES合作的中国电力企业，羽翼已经丰满，不再需要引进资金和投资者，现在何励恒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能否在中国换一种姿态生存。
从“中国需要”到“需要中国”
访A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何励恒
●主持人 本报记者索寒雪
让中国的企业帮我们开拓海外市场 主持人：中国政府曾经一度鼓励外资参与中国电力行业，在上世纪90年代末，外资在电力市场的投资比率高达15%左右。但是，从2003年开始，外资开始撤离电力行业。有人认为外资目前在电力市场的投资比率不到1%。我们注意到，AES在上世纪90年代投资建设了9个发电项目，从2000年起，AES在中国投资建设发电项目的行动却忽然停止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的决策发生了这种变化？ 何励恒：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也曾经在中国住过几年。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在中国的多个省、直辖市建设了9个电力项目，主要是火电厂。这些电力项目总体装机容量在280万千瓦，在这9个电力项目中我们都是唯一的外国伙伴。 今天的市场情况跟上世纪90年代我们进入中国时大有不同。当时的中国处于缺资金、缺电力的情况，国家需要我们这样的国外投资者，第一能够带来资金，第二能够带来在电力项目上的管理专长。 但今天的电力市场环境变化了，现在中国有足够的资金，而且中国在电力行业有五大发电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实力的电力公司都在做中国的电力项目。这时，对外国投资者的要求就不再仅仅是有钱了，还应该有其他的，比如说有其他的技能、其他的技术。AES有自己的管理经验、管理模式，有自己的价值观，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中国还是需要这些的。 另外，AES在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布局，也是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中国的一些公司所需要的。他们希望凭借AES，不仅是在中国，同时也是在全球的足迹、经验以及这些项目，来满足他们在中国，尤其是在国外发展的需求。 主持人：除了这些宏观经济的发展给企业带来的变化外，从价格这样的细节看，2003年以来，中国煤价一路上扬，但是电价的上涨幅度远不能抵消煤价的上涨，而外资发电厂的亏损比起国营电厂的亏损更难承受。许多外资能源公司撤离中国也是这个原因，但AES并没有大举撤离的动作，这些AES投资的电站目前的运作状况怎样？会不会也一走了之呢？ 何励恒：在煤炭供应方面，我们的电厂主要是燃煤电厂，具体来说是坑口电厂（指建设在靠近煤矿坑口附近的发电厂，因为火力发电厂耗煤量非常大，如果不设在坑口附近，就必须依靠铁路、海运等途径），有足够的煤炭储存，所以即便在不久前的南方雪灾期间，也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主持人：但是，现在再投资中国的电力事业似乎已经不那么容易，与上世纪90年代末相比，另一个较大的市场变化是，目前中国局部地区，比如东北地区的电力甚至出现过剩，而中国极缺的电网建设因为涉及多种原因，外资又很难涉足，中国市场留给外资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面对这一状况，你还会认为中国市场存在着属于外资的商业机会吗？
何励恒：你可以看到这些年中国每年的装机容量在大幅度提高，在大幅度提高的过程中，中国的设备制造厂家，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使自己的制造能力、制造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果我们能够跟中国的设计院、设备制造厂家，甚至跟中国的施工单位一起合作，就能使我们提高在海外做项目的竞争性。 其实，我们采购中国低成本的、质量还不错的产品，也是帮助了我们在海外的项目。也就是说，是中国的企业在帮助我们开拓海外市场。打个比方，中国每年培育出来70万工程师（仅对电力项目而言），而美国在同一时间也就是7万人，以中国为基地，如果能够培育出我们自己的工程设计、施工建设队伍的话，不仅仅能够满足我们在中国的需求，也能够满足AES在全球的需求。 另外，对于那些准备到海外做项目的中国公司来讲，通常他们对当地的环境、当地的规定、当地的政策不尽了解，在这个时候他们往往需要有了解当地情况的伙伴，而我们恰恰能提供一些他们不了解的情况，协助他们在海外发展。中国有潜力成为AES全球的基地和中心 主持人：由于中国经济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因此中国的能源市场一直被看好，在外资纷纷撤离中国电力市场的时候，我们也观察到了AES最近一些有趣的变化，比如AES在北京有了新的办公室，并建立了一些新的部门，中国市场在你的全球布局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根据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情况，AES的格局又是怎样调整的？ 何励恒：我们中国公司的配制跟AES总公司的布局很相近，在AES中国除了有我们的发电核心业务的队伍外，也有做清洁能源、碳减排、CDM（清洁发展机制）的专门队伍，专门做工程设计、施工建设的队伍。最后还有专门人员考虑涉足于国内的其他基础设施项目。 我本人在全球很多地方都工作和居住过，这让我对中国的情况，甚至是亚洲的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现在普遍认为，中国是全球电力市场的中心。这样看来，中国有潜力成为AES全球的基地和中心，实际上我们的布局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工程建设团队，除了满足中国电力项目上的需求之外，也希望以此为中心，充分利用中国的设计、中国的设备、中国的零配件、中国的施工单位服务于AES在全球几十个国家项目上的需求。 我们有自己传统的电力项目，基本上是燃煤、燃气等传统的电力项目。除此以外，在近期用非常快的速度来开发清洁能源，以及可替代能源的动力项目，这也是应对全球变暖的情况。 另外一个情况对我们的战略也有很大影响，那就是中国以及亚洲的经济发展非常之快，当然还有中东、非洲。看到这种现状，中国的重要在于我们不仅仅是要继续拓展我们的在华业务，并且要以我们在中国项目的开发为中心，来支持我们在中国以外，亚洲乃至其他国家的电力项目的开发。比如，中国在电力项目的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建设施工等方面都有专长，我们的战略之一便是和不同类型的中国合作伙伴一起走出中国，到中国境外去发展。 主持人：从投资中国，变为“与合作伙伴一起走出中国”，这一转变是否意味着AES需要重新调整客户关系？据我所知，曾与AES保持合作的企业多为国有企业，他们的政策似乎并不是那么灵活，你认为新调整的经营思路会获得中国电力行业主流企业的认同吗？ 何励恒：值得高兴的是，在中国发展的十几年间，我们结交了一些很好的合作伙伴。比如，中国大唐集团、山西国际电力、江苏国信集团、中电国际等。我们的合作伙伴还有一些省和地方的专业或投资公司。另外，我们跟中国电力设计单位也有很多接触，比如中国电力工程顾问公司。中国在水电方面是很有经验的，我们跟中国水电设计单位也有过较好的合作。 此外，在我们唯一现在在建的风电项目上，我们的合作伙伴是神华集团的国华能源投资公司。另外，我们跟中国的主要风力发电设备制造厂商也有过接触，以探讨未来我们是否可以采用他们的设备。 主持人：你所建议的燃料的多样化以及使用清洁能源，在中国正面临着一个考验，相信对你所关注的清洁能源业务也是一个考验，即中国的清洁能源的价格成本要高于煤电，所以电网公司不愿意购买清洁能源，清洁能源工厂面临着挑战，这似乎又回到了最初外资撤离中国的问题之上，即终端价格不能给予你有力的支持。你不害怕今后会重蹈外资撤离中国的复辙吗？ 何励恒：清洁能源，不管是风电还是光电的有关设备随着产量的逐步提升，它的成本在逐步下降。而世界上的燃料，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随着这些价格的上涨也会导致电力价格逐渐上涨。它的上涨致使原来清洁能源的高成本，相对来讲有一定的缓解。 还有一点，很多国家都采用补贴等优惠政策来鼓励投资者投资清洁能源项目，这样也能扩大清洁能源在电力项目上的比重。 八卦老板 你是军事学校出身？ 我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和哈佛商学院。 你最特殊的职业经历？ 我曾经在美国海军一艘快速攻击核潜艇USS Parche上担任指挥官。 对年轻人的忠告？ 要找工作的话，先要学会说中文。 你经常建议AES的年轻人去哪个国家的分支机构工作？ 要争取在中国工作，否则未来有可能会落伍。 你对中国的印象来源于哪里？ 我曾在北京居住了两到三年。 主持人的话 进入中国的迂回战术 北京春季明媚的阳光下，何励恒用标准的普通话与中国朋友进行着简单的交谈。何励恒对汉语情有独钟。十年前，何励恒与其他电力公司的同行们一起被总部派往中国，这位在中国起家的AES的全球总裁，一直无法摆脱他的中国情结。 其实，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外资的身份有些尴尬。在国家寻求快速发展的基础建设时期，外资大量涌入中国，迅速占有一席之地，但当他们所占的比例达到一定的“警戒线”后，政府便会突然收紧口袋，推出新的政策。所以在外资投资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曾经经历过几轮热潮，而后回归冷静。 何励恒对中国非常了解，他把第一轮在中国投资的电厂全部设在煤矿和铁路交通较好的地点，这样可以买到最廉价的煤炭，而不是选址在电力资源最稀缺的地方。当中国政府一再限制电价，进行有限的煤电联动的时候，那些选址失策的外资企业终于无法经受亏损的财务报表而远走高飞。即便是AES，由于中国煤炭成本的增加，其在2007年亚洲发电市场毛利润减少了800万美元，这在AES全年的优良业绩中，显得格格不入。 政策风险对所有外资来讲，都是一个在中国发展的瓶颈。选择在中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实体投资，显然已经不那么明智。 何励恒一直都在寻找与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合作的机会，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政策风险对企业的损失，但是大型国企的闸门难得一开，那些败走中国的企业不在少数。 也许，全球的能源企业都需要换一种思维来看待中国。按照传统的逻辑，把能源卖给缺少能源的中国，是最直接的赚钱方式，可中国的政府已经很聪明了，只会让自己人来赚自己的钱。在看透这一点后，何励恒开始逆向思考中国——至少缺少能源的中国已经掌握了先进发电装备的制造技术。何励恒的一个选择是，把中国建设成为AES的中间站，在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上掘出真金。 一件小事引发了他的战略思考。 AES在世界上近30个国家建有发电站，何励恒发现，即便AES向知名的国外品牌制定了采购订单，这些设备也极有可能是由中国企业设计制造的，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已经超过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晋升于世界前三甲，相比之下，中国的产品更为廉价。 倒不如在中国成立自己的制造中心，来保障AES在其他国家电力设备的需求，现在AES在中国找到了好的卖家，而自己又是需求量最大的买家，何励恒转变着自己的思路。过去，他思考的是赚中国人的钱，现在他思考的问题是让中国产品帮他赚钱。 此外，在中国的发电市场，何励恒的目光也不再停留在那些半垄断的领域，继而选择了建设市场竞争充分的新能源的发电厂。在中国想赚到钱已经不那么简单。AES的转变，实际上是从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业向充分竞争的商业领域进行转变。这更透露出外资企业对中国商业规则的尊重——未来的中国商业需要用智慧来经营，而不是靠权力和垄断来经营。 国际的能源巨头们舍不得离开中国，于是只能变通地经营着自己。 何励恒简历： 2002年至今担任AES公司董事、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此前担任AES首席运营官兼执行副总裁，负责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业务的开发和管理。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担任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纳斯达克上市）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2006年当选国际玉米制品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 加盟AES之前，在军界任职。
（来自：中国经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