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场战争 从“中国需要”到“需要中国”



【与老板对话】 

    与其他在中国建设过火力发电站的外资企业一样,全球最大的独立发电公司AES在中国建设的发电站正遭受着价格煎熬。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煤炭价格上涨,而电价始终保持不变,导致几家知名的外资供电公司难以盈利,退出了中国市场,可AES还在艰难地坚持着。此外,在上世纪90年代,与AES合作的中国电力企业,羽翼已经丰满,不再需要引进资金和投资者,现在何励恒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能否在中国换一种姿态生存。

从“中国需要”到“需要中国”

访A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何励恒

●主持人 本报记者索寒雪  

让中国的企业帮我们开拓海外市场

  主持人:中国政府曾经一度鼓励外资参与中国电力行业,在上世纪90年代末,外资在电力市场的投资比率高达15%左右。但是,从2003年开始,外资开始撤离电力行业。有人认为外资目前在电力市场的投资比率不到1%。我们注意到,AES在上世纪90年代投资建设了9个发电项目,从2000年起,AES在中国投资建设发电项目的行动却忽然停止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的决策发生了这种变化?

  何励恒: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也曾经在中国住过几年。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在中国的多个省、直辖市建设了9个电力项目,主要是火电厂。这些电力项目总体装机容量在280万千瓦,在这9个电力项目中我们都是唯一的外国伙伴。

  今天的市场情况跟上世纪90年代我们进入中国时大有不同。当时的中国处于缺资金、缺电力的情况,国家需要我们这样的国外投资者,第一能够带来资金,第二能够带来在电力项目上的管理专长。

  但今天的电力市场环境变化了,现在中国有足够的资金,而且中国在电力行业有五大发电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实力的电力公司都在做中国的电力项目。这时,对外国投资者的要求就不再仅仅是有钱了,还应该有其他的,比如说有其他的技能、其他的技术。AES有自己的管理经验、管理模式,有自己的价值观,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中国还是需要这些的。

  另外,AES在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布局,也是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中国的一些公司所需要的。他们希望凭借AES,不仅是在中国,同时也是在全球的足迹、经验以及这些项目,来满足他们在中国,尤其是在国外发展的需求。

  主持人:除了这些宏观经济的发展给企业带来的变化外,从价格这样的细节看,2003年以来,中国煤价一路上扬,但是电价的上涨幅度远不能抵消煤价的上涨,而外资发电厂的亏损比起国营电厂的亏损更难承受。许多外资能源公司撤离中国也是这个原因,但AES并没有大举撤离的动作,这些AES投资的电站目前的运作状况怎样?会不会也一走了之呢?

  何励恒:在煤炭供应方面,我们的电厂主要是燃煤电厂,具体来说是坑口电厂(指建设在靠近煤矿坑口附近的发电厂,因为火力发电厂耗煤量非常大,如果不设在坑口附近,就必须依靠铁路、海运等途径),有足够的煤炭储存,所以即便在不久前的南方雪灾期间,也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主持人:但是,现在再投资中国的电力事业似乎已经不那么容易,与上世纪90年代末相比,另一个较大的市场变化是,目前中国局部地区,比如东北地区的电力甚至出现过剩,而中国极缺的电网建设因为涉及多种原因,外资又很难涉足,中国市场留给外资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面对这一状况,你还会认为中国市场存在着属于外资的商业机会吗?

 中国需要一场战争 从“中国需要”到“需要中国”
  何励恒:你可以看到这些年中国每年的装机容量在大幅度提高,在大幅度提高的过程中,中国的设备制造厂家,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使自己的制造能力、制造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果我们能够跟中国的设计院、设备制造厂家,甚至跟中国的施工单位一起合作,就能使我们提高在海外做项目的竞争性。

  其实,我们采购中国低成本的、质量还不错的产品,也是帮助了我们在海外的项目。也就是说,是中国的企业在帮助我们开拓海外市场。打个比方,中国每年培育出来70万工程师(仅对电力项目而言),而美国在同一时间也就是7万人,以中国为基地,如果能够培育出我们自己的工程设计、施工建设队伍的话,不仅仅能够满足我们在中国的需求,也能够满足AES在全球的需求。

  另外,对于那些准备到海外做项目的中国公司来讲,通常他们对当地的环境、当地的规定、当地的政策不尽了解,在这个时候他们往往需要有了解当地情况的伙伴,而我们恰恰能提供一些他们不了解的情况,协助他们在海外发展。

中国有潜力成为AES全球的基地和中心

  主持人:由于中国经济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因此中国的能源市场一直被看好,在外资纷纷撤离中国电力市场的时候,我们也观察到了AES最近一些有趣的变化,比如AES在北京有了新的办公室,并建立了一些新的部门,中国市场在你的全球布局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根据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情况,AES的格局又是怎样调整的?

  何励恒:我们中国公司的配制跟AES总公司的布局很相近,在AES中国除了有我们的发电核心业务的队伍外,也有做清洁能源、碳减排、CDM(清洁发展机制)的专门队伍,专门做工程设计、施工建设的队伍。最后还有专门人员考虑涉足于国内的其他基础设施项目。

  我本人在全球很多地方都工作和居住过,这让我对中国的情况,甚至是亚洲的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现在普遍认为,中国是全球电力市场的中心。这样看来,中国有潜力成为AES全球的基地和中心,实际上我们的布局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工程建设团队,除了满足中国电力项目上的需求之外,也希望以此为中心,充分利用中国的设计、中国的设备、中国的零配件、中国的施工单位服务于AES在全球几十个国家项目上的需求。

  我们有自己传统的电力项目,基本上是燃煤、燃气等传统的电力项目。除此以外,在近期用非常快的速度来开发清洁能源,以及可替代能源的动力项目,这也是应对全球变暖的情况。

  另外一个情况对我们的战略也有很大影响,那就是中国以及亚洲的经济发展非常之快,当然还有中东、非洲。看到这种现状,中国的重要在于我们不仅仅是要继续拓展我们的在华业务,并且要以我们在中国项目的开发为中心,来支持我们在中国以外,亚洲乃至其他国家的电力项目的开发。比如,中国在电力项目的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建设施工等方面都有专长,我们的战略之一便是和不同类型的中国合作伙伴一起走出中国,到中国境外去发展。

  主持人:从投资中国,变为“与合作伙伴一起走出中国”,这一转变是否意味着AES需要重新调整客户关系?据我所知,曾与AES保持合作的企业多为国有企业,他们的政策似乎并不是那么灵活,你认为新调整的经营思路会获得中国电力行业主流企业的认同吗? 

  何励恒:值得高兴的是,在中国发展的十几年间,我们结交了一些很好的合作伙伴。比如,中国大唐集团、山西国际电力、江苏国信集团、中电国际等。我们的合作伙伴还有一些省和地方的专业或投资公司。另外,我们跟中国电力设计单位也有很多接触,比如中国电力工程顾问公司。中国在水电方面是很有经验的,我们跟中国水电设计单位也有过较好的合作。

  此外,在我们唯一现在在建的风电项目上,我们的合作伙伴是神华集团的国华能源投资公司。另外,我们跟中国的主要风力发电设备制造厂商也有过接触,以探讨未来我们是否可以采用他们的设备。

  主持人:你所建议的燃料的多样化以及使用清洁能源,在中国正面临着一个考验,相信对你所关注的清洁能源业务也是一个考验,即中国的清洁能源的价格成本要高于煤电,所以电网公司不愿意购买清洁能源,清洁能源工厂面临着挑战,这似乎又回到了最初外资撤离中国的问题之上,即终端价格不能给予你有力的支持。你不害怕今后会重蹈外资撤离中国的复辙吗?

  何励恒:清洁能源,不管是风电还是光电的有关设备随着产量的逐步提升,它的成本在逐步下降。而世界上的燃料,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随着这些价格的上涨也会导致电力价格逐渐上涨。它的上涨致使原来清洁能源的高成本,相对来讲有一定的缓解。

  还有一点,很多国家都采用补贴等优惠政策来鼓励投资者投资清洁能源项目,这样也能扩大清洁能源在电力项目上的比重。

 

八卦老板                                   

  你是军事学校出身?

  我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和哈佛商学院。

  你最特殊的职业经历?

  我曾经在美国海军一艘快速攻击核潜艇USS Parche上担任指挥官。

  对年轻人的忠告?

  要找工作的话,先要学会说中文。

  你经常建议AES的年轻人去哪个国家的分支机构工作?

  要争取在中国工作,否则未来有可能会落伍。

  你对中国的印象来源于哪里?

  我曾在北京居住了两到三年。

 

主持人的话                                       

            进入中国的迂回战术

  北京春季明媚的阳光下,何励恒用标准的普通话与中国朋友进行着简单的交谈。何励恒对汉语情有独钟。十年前,何励恒与其他电力公司的同行们一起被总部派往中国,这位在中国起家的AES的全球总裁,一直无法摆脱他的中国情结。

  其实,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外资的身份有些尴尬。在国家寻求快速发展的基础建设时期,外资大量涌入中国,迅速占有一席之地,但当他们所占的比例达到一定的“警戒线”后,政府便会突然收紧口袋,推出新的政策。所以在外资投资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曾经经历过几轮热潮,而后回归冷静。

  何励恒对中国非常了解,他把第一轮在中国投资的电厂全部设在煤矿和铁路交通较好的地点,这样可以买到最廉价的煤炭,而不是选址在电力资源最稀缺的地方。当中国政府一再限制电价,进行有限的煤电联动的时候,那些选址失策的外资企业终于无法经受亏损的财务报表而远走高飞。即便是AES,由于中国煤炭成本的增加,其在2007年亚洲发电市场毛利润减少了800万美元,这在AES全年的优良业绩中,显得格格不入。

  政策风险对所有外资来讲,都是一个在中国发展的瓶颈。选择在中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实体投资,显然已经不那么明智。

  何励恒一直都在寻找与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合作的机会,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政策风险对企业的损失,但是大型国企的闸门难得一开,那些败走中国的企业不在少数。

  也许,全球的能源企业都需要换一种思维来看待中国。按照传统的逻辑,把能源卖给缺少能源的中国,是最直接的赚钱方式,可中国的政府已经很聪明了,只会让自己人来赚自己的钱。在看透这一点后,何励恒开始逆向思考中国——至少缺少能源的中国已经掌握了先进发电装备的制造技术。何励恒的一个选择是,把中国建设成为AES的中间站,在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上掘出真金。

  一件小事引发了他的战略思考。

  AES在世界上近30个国家建有发电站,何励恒发现,即便AES向知名的国外品牌制定了采购订单,这些设备也极有可能是由中国企业设计制造的,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已经超过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晋升于世界前三甲,相比之下,中国的产品更为廉价。

  倒不如在中国成立自己的制造中心,来保障AES在其他国家电力设备的需求,现在AES在中国找到了好的卖家,而自己又是需求量最大的买家,何励恒转变着自己的思路。过去,他思考的是赚中国人的钱,现在他思考的问题是让中国产品帮他赚钱。

  此外,在中国的发电市场,何励恒的目光也不再停留在那些半垄断的领域,继而选择了建设市场竞争充分的新能源的发电厂。在中国想赚到钱已经不那么简单。AES的转变,实际上是从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业向充分竞争的商业领域进行转变。这更透露出外资企业对中国商业规则的尊重——未来的中国商业需要用智慧来经营,而不是靠权力和垄断来经营。

  国际的能源巨头们舍不得离开中国,于是只能变通地经营着自己。

 

何励恒简历:                                     

  2002年至今担任AES公司董事、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此前担任AES首席运营官兼执行副总裁,负责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业务的开发和管理。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担任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纳斯达克上市)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2006年当选国际玉米制品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

  加盟AES之前,在军界任职。

 

(来自:中国经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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