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无疑，我们生活在一个常识被遮蔽的时代。于是，怎样拾回常识？这是一个问题。在我们能够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相信，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预备性的问题：什么遮蔽了常识？
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由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习惯行为构成。只有绝小的一部分行为，哈耶克认为远远小于日常行为的千分之一，可以不依靠习惯。行为不依靠任何习惯，我们说，这样的行为是创造性的。要论证这一见解，只要想想“习惯”是什么。首先，每一个人的身体，是他习惯了的。其次，任何工具之于工具使用者，可视为身体的延伸。望远镜是眼的延伸，刀剑斧钺是手的延伸，车马是足的延伸，诸如此类。第三，身体生存环境除了物质部分，还有非物质部分，即事物之间的关系，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事实”。有我们习惯了的事实，有我们不习惯的事实。太阳从东方升起，这是我习惯了的事实。北京等大城市空气污染严重以致沿街散步弊大于利，这是我不习惯的事实。
习惯，与常识关系密切，与遮蔽常识关系密切。习惯其实是我们脑内演化形成的分类方法，从单纯的官觉“视听触嗅味”，到情绪的波动“喜怒哀恨惧”，及至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更抽象的观念结构。不难看出，诸如官觉和情绪这样的分类方法，主要由遗传决定，故不能有很大改变。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表明，在这方面形成的习惯，可以跨种族并且跨文化而保持一致，所以，不妨称为“人类通有的习惯”。观察和模仿人类通有的习惯，我们不难拾回常识。中医传统及其复兴，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通有的习惯。此外，在一系列疾风骤雨般的旨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政治运动中丢失了常识的知识分子，往往也通过这一方式拾回常识。不同于身体的习惯，关于社会关系和观念结构的习惯可以迅速改变，既可有显著的跨种群差异又可有显著的跨时空差异。古代典籍，现代人往往不懂。移民的后代，可获得完全不同于家乡的习惯。所以，性相近，习相远。
古人有常识，因为那时习惯与常识相去未远。如果习惯久已改变，我们从何处获得常识呢？这是现代中国人或迟或早要求解的最严重问题——既是社会的也是心性的。梁漱溟写《人心与人生》大约写了一辈子，至少那篇序言，他写了几十年。在那篇序言里，他宣布，要让世人懂得儒家伦理学，首先要写一部儒家心理学著作。因为，伦理学是理论，针对的是心理事实。事实早已丢失，谈何理论？他指的事实，以我对他的阅读和理解，就是古人心里的常识。孔颜对话，文字极少，绝大部分意义是由当时的情境显现的。然而，情境难以被文字记录和传承。故而，前辈的德行与理论，常常只有理论留给后代。这就很让后代为难，在维特根斯坦之前，我们只知道那是前辈留下的理论，穷经皓首，欲求通解。在维特根斯坦之后，我们知道，如果不能复原当时的情境，那些理论就什么都不是，因为意义消失了。
那么，常识就是伦理事实？伦理事实，依照梁漱溟所述常识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言说与情境的论述，就是人伦情境。最简单的人伦情境，例如，请客时人们围坐于餐桌的顺序。广义而言，在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忘记过“座位排序”问题。可是排序的规则，谁能完整地写出来？那些试图完成这一不可能任务的读者，不妨去读维特根斯坦1929年9月至1930年12月之间在剑桥大学的“伦理学演讲稿”。
情境是不可言说的，尤其是，古代伦理学针对的古代情境，早已被现代情境取代。那么，怎样拾回常识？换一个角度表述，我们缺乏的不是现代情境，而是古代情境，古代的人伦情境。反复端详这段文字，我意识到还应进一步澄清它的涵义。当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常识的时代里，我们要表述的是什么？在引发我们这番感慨的现代情境内，我们感慨的，有诸如“世风日下”或“物欲横流”这类意思，但若说我们希望返归古代的人伦情境，则又显牵强。古代情境早已逝去，任何成熟且合理的社会，都不至于一心向古从而放弃现代生活。这样，我们的问题或可转换为：怎样拾回中庸？
我注意到，当代西方社会并无普遍的“常识丢失”之感慨。与西方社会的同一时期相比，中国社会经历了100多年特别激烈的变迁。作为中庸的常识，就在这一过程中普遍地丢失了。革命时期，最容易丢失的教养，就包括中庸。革命之后，最迫切需要的教养，也是中庸。借助最近几年的教育实验，我意识到，这其实是当代中国德行教育的首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