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几千年之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告诉社会“子不教父之过”，孩子的教育主要或首先来源于父母。父母的榜样与教育决定着子女的品行与未来。
在中国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市场中的经营主体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观与经营文化也来自于市场规则对这些新生儿的引导、教育与培养。
美国的市场经济相对成熟，大量对中国的国际贸易调查所使用的是中国新政权成立之前的法律，如1930年的关税法等。恰恰是这些长期的法律给了市场一个稳定的预期，约束了企业的市场行为，培育着市场主体遵守这些法律约束的基础。不管是美国的企业运用这些法律是否合理，或是否钻了法律的空子，但都不能明显的对抗这些法律与规则。
中国的市场规则则完全不同，是从一个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破土而出的，根子并不扎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中，破土而出的企业的外部生存条件同样是在不断的改革中、变革的四季气候中挣扎的。春夏秋冬的变化并没有一个时间或法律的约束的外部条件，而是随着改革的步伐或反对改革的逆潮一波一波的忽冷忽热，于是长出来的企业就千奇百怪各自不同了。
有什么样的改革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市场主体，本就是件很正常的必然。不断出台的调控政策、不断改变的市场规则、不断变化的市场预期就必然让企业在这些不断出现的新的气候变化之中不断的博弈、不断的改变自己以适应政策引导的市场外部生存环境。适应能力强的企业也许就在这不断的变化中，每次都能巧妙的利用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机遇发了财，并高速的发展了。而适应能力差的企业就可能在这种环境的变化中死亡。当然也会产生许多既没有死亡也没有高速发展，但有了一身坏毛病的孩子。
环境的变化与缺少稳定的预期，常常会让市场中传染上赌博的情绪。每一次的政策变化就都变成了一种猜测，胆大的就会不惜一切的赌上一把，胆小的就会更加保守的观望与等待，还有些干脆不玩了。有时等了一夜也未见第二只靴子落下来，于是胆大的就发了财，胆小的就吃了亏，从而引发了更多的人期待第二次的机会，也更大胆的赌一把。
赌错了的企业有可能在第二只、第三只靴子落下来时遭到了惨败，而让保守型的企业反而渡过了难关，并且生存得更好了一些。但市场却在这种不断的短期行为过渡中难以平衡发展，反而造就了大量的潜规则与流氓习气。比如不加独立判断的从众心理和跟风现象。企业更多考虑的不再是市场风险而是不可预测的政策风险，于是就有了政策市的说法与政府救市的争论。
股市如此、粮食如此、猪肉如此、电、油如此、食用油如此、连房市也是如此，能源、金融、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不是如此。市场经济就成了在政策认为可以放开时市场化了，在政策认为不能放开时成为非市场化的了。但却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或说预期的什么时候，政策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与做法。计划经济的土壤时不时的会让计划的种子发芽。
房地产市场的今天可以明确的看出这种市场和市场中的经营主体随着政策而左右摇摆的路径。
1983年城市改革的号角吹响之后，开始有了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管理办法，但1987年各城市公布这一文件之后，就迎来了1988年的停缓建与1989年的清理整顿及建筑税的征收（后改为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1991年实行了土地有偿出让制度和南巡讲话之后，允许了非公经济进入房地产，刚刚掀起高潮就迎来了1993年的紧缩调控和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打压。1992年股市开放之后，则是1993年严格禁止房地产开发企业上市。
1995年出台了《城镇房地产管理法》，但规范化的法律却挡不住临时政策。
1996年之后的经济紧缩和房地产全行业的亏损，政府出台了部分税收减免的政策。亚洲金融危机之后，1998年的房改政策给了市场化发展的新的契机，个人信贷的推出让个人购房成为了市场中的主要购买力量。为拉动经济的增长，房地产成为了被支持与鼓励的行业，迅速改变了投资与消费的结构。
好景不长、此后就进入了一连串的调控时期。2002年7月的土地招拍挂，2003年的121号文件和8.31大限，2004年之后则不断的有国八条、国六条等各种调控文件，包括90平米70%的政策和第二套住房新政等等。18号文件中的支柱型产业地位并不能让房地产走出一条直线。每一项政策都在向左或向右的打着方向盘。当企业与市场刚刚适应了向左时，新指出的道路又向右急转弯了，让市场在政策的指引下成了钟摆市。
当人们多穿件棉袄准备过冬时，却遇到的是高温与酷暑；当人们刚脱下毛衣时，又会遇上寒流，让市场与企业不断的打摆子，看不到未来的预期。
喂猪至少要看到第二年的预期，种粮至少也要看到一季之后的价格变化，工业生产的投资决策要看好几年的预期，否则工厂还没盖好政策就变了，谁还投资呢？但许多工厂如化工、炼油与煤炭、电力等多项投资的政策变化却常常少于一个建设期。原来30万吨产量的最低限，在工厂尚未投产时，最低限就提高到了50万吨，而投资追加尚未完成，标准又提高到了100万吨以上，结果让投资者每次都变成了违规或违法，又如何能让经济正常运行、市场有预期的发展呢？
房地产的投资决策同样要在数年之前，从土地的决策、规划审批的周期加上生产到交房，大一点的规划小区至少要4—7年才能完成，投资决策就必须在一个较长的稳定预期前做出，而不是一个短期的投机行为。
给开发商开出的长远预期支票是：一是国家有计划的要求了提高城市化率的水平，制定了中长期目标；二是国家有计划的提出了小康标准的条件，其中包括人均住房35平方米；三是国家严格的控制土地的利用计划，包括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而实际可利用的土地资源稀缺有限；四是加大旧城棚户区的改造、保障最基本的住房条件；五是城市外延扩大、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城市扩容加速；六是城镇人口增加、家庭分裂速度加快且城镇居民收入连续高增长；七是宏观经济持续向好，连续保持高速增长；八是土地已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九是银行信贷，特别是住房个贷已成为银行最优质的资产和盈利来源；十是房地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型产业，成为地方税收的重要支撑。
所有的预期都在告诉社会，住房将是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是未来的希望与追求。被房改政策调动起来的购房积极性已成为了一股不可阻挡的社会激情，供不应求的局面在防止投资过热的调控中不断加剧，资本市场对土地的储备给以了极高的估值，消费信贷燃起了超前消费的烈火，房价在千锤百炼的打击中顽强的攀升，土地招拍挂的天价给政府的官员挂上了升迁的奖章，这些又如何不让发狂的市场经营主体在博弈中沾染上了政府与经济发展功臣的豪气……
社会环境、舆论宣传并没有让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怕猫，反而培育出了许许多多的坏毛病，如奇货可居而随行就市，如高价储备的豪赌，如利用货币市场的杠杆作用而发威，如无限制的扩张等。
然而所有的不良习惯大约都来自于纵容，政策的导向与预期在引导着市场在歧路上左左右右。因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以往的教育结果，只要这种教育的示范作用继续，那么今天的政策同样会培育出明天的恶果，上梁正又如何会有下梁歪呢？
良好的市场环境与预期才能培育出良好的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