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次级债引发了欧美地区的银行信贷危机，并严重的影响了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英美政府（央行）分别用金融债的方式来补充流动性，以试图让市场恢复信心，推动经济的活跃。
次级债的总损失量相对于英美的债市总量而言少得可怜，但对市场的冲击和影响却至今无法估量，因为它动摇的是证券化之后的信用基础，让整个金融体系都在反思证券化的评级体系、杠杆作用和多层转移的信用链条，当然也包括对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信贷政策。
用次级债的方式解决美国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本是一种金融的创新，但一旦失败所引发的则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不仅仅是居民的住房问题，同时传染到了整个金融体系和整体经济，因此也在全球的其他国家引发了对住房信贷的担忧，包括中国的金融体系。
有人认为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下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好不了，尤其是中国的股市也在下跌。美国的次级债出了问题，似乎中国的个贷也快出问题了，于是也要收紧中国的住房信贷，甚至房地产开发信贷……
银行的信贷政策与金融创新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防止或降低风险，并提高资产利用效率以提高货币的增值收益。没有银行的放贷、没有资金的流动又如何产生利率和收益呢？什么样的放贷能提供更安全和有保障的收益则是银行或金融创新的核心。住房抵押信贷正是一系列金融创新中被实践证明最保险、安全且收益稳定的品种之一，因此世界各国的个人住房消费信贷都占有较高的比重。
中国的住房消费信贷则属于刚起步的阶段，比起任何市场化较发达国家都是望尘莫及，占信贷金额的比重更是低得按倍数计算。尤其是没有信贷的证券化，则让信贷的规模无法迅速扩大，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但却是几乎所有品种的信贷之中违约与坏账比重最低的优良贷款。一种一对一的交易方式不但能看得见摸得着抵押品，同时能直接的对贷款人进行信用核查（银行不去做是另外一回事，与现行制度无关）。
国外的情况与中国不太相同，银行大多只对最富有的家庭发放巨额的住房信贷，面对数额较小的住房信贷则实行证券化的方式变成了非银行的债券，分别有投行、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如美国的普通住宅约20—24万美元左右一套，对这类住房的信贷大多是证券化的贷款，而高级的50万美元以上的住房反而是银行直接发放的，大多未证券化的贷款。而证券化的过程中就变成了一对多或多对多的一种贷款，要经过一系列的演变才能追到根上，因此次级债的直接损失者并非那些发放住房贷款的银行，而是那些购买了证券化的非银行机构。银行的嫌贫爱富让银行免除了次债引发的灭顶之灾！
中国的个贷是从90年广东江门建行开始试点的，随着改革的进程从政策性的贷款逐步向经营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过渡。95年之后随着银行法、担保法、房地产法的出台才逐步完善并向住房个人贷款倾斜。真正的发展是98年房改货币化分配之后，降低了利率、降低了首付、延长了信贷期限，并逐步成为房地产市场化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扩大与推广成在个贷，市场波动与起源败也在个贷政策。
美国出台了次级债，房价也开始下跌了，但是否美国人的住房问题都已很好的解决了，“拥有一套好住房”是否就不再是美国人的梦了。不。美国人仍然有大量的住房需求，之所以销售量在不断下降并非仅仅是因为房价下降的买涨不买跌，而是美国的次级债影响了放贷的信心，让美国的银行不敢放贷或贷款的成本在降息中反而大大的提高了（注意：美国的个人购房是有免税政策优惠的，贷款利息基本上被免税部分抵消了，大多数中位数收入以上的家庭贷款利息并不成为免税后的额外负担），是银行的信贷政策导致了购房意愿的下降。
中国难道不是如此吗？自去年的9月份部分城市的银行个贷就因贷款指标问题而放缓了，因此9月份之后的销售量开始下降了，9月底第二套住房信贷政策的出台加速了个人购房信贷的下滑，也加剧了销售量的下滑速度。
是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得到了满足吗？不。万科的名义上的降价楼盘不都是打着降价的旗号而加快了销售的速度吗？如果仅仅是95折的优惠就能让新推出的楼盘在几个小时或一两天之内售完，不正证明了市场中仍存在着巨大的消费需求吗？
小户型与降价销售大多满足的仅仅是首次购房的刚性需求，但市场中更大的消费潜力则在于从小到大的更新需求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性需求。但他们过不去的门槛恰恰是第二套住房信贷新政。许多人将买不起房的原因归罪于房价过高，但会算账的人都会知道，按照第二套住房信贷新政所支付的利息每平方米新房价格上涨了1—2千元或更多。
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大约任何国家的住房都首先优先要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因为这是政府的责任，收了民众的税就必须为民众建立最基本人权保障的安全网，当然包括住房问题。
但许多国家的保障是以财政的转移支付为主。中国的信贷政策确实优先向低收入家庭倾斜，并希望低收入家庭不是靠政府的转移支付，而是靠自己的能力与信贷支持购房。
看看中国个贷发展的历史就知道了。92年建行首先出台的是《职工住房抵押贷款暂行办法》，非正式职工无权申请。95年11月则出台的是《国家安居工程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暂行办法》，非安居工程者不得申请。此后才有了96年工商行《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今天贷款仍在要求向普通商品房、向小户型好经济适用住房的个人消费倾斜。
中国要启动消费，那么是希望最缺少住房支付能力的人去购房和扩大消费，还是支持有部分支付能力的人去购房和消费。这不仅是个解决住房困难的问题更是个经济学上看来有争议但却明显摆着的问题，那就是应鼓励有保证基本生活水平之外有能力的消费群体扩大消费，还是要坚持让本来保证基本生活水平已经很吃力的家庭去扩大消费。
很明显第一套住房的消费应大力支持，而更有能力的则是以旧换新和以小换大的第二套住房的消费。但是为了防止与抑制炒房与投机，干脆一道命令要将洗澡水倒掉，却不小心将孩子也随着洗澡水一起倒掉了。抑制投资需求的好心却限制了有部分支付能力的家庭扩大与改善生活质量的更广大的需求。反而促使了更缺少能力的年轻人在代际帮助下的超前消费和超大消费，而掏光那些缺乏消费能力家庭的口袋并不能撑起扩大内需的天。
第二套信贷新政让所有的家庭都无法实现以旧换新和以小换大的递次消费路径，于是就只好一次性到位的扩大当前的消费，让消费习惯在政策的扭曲之下变形了。
当前二、三线住房发展较慢的城市市场销售正常，而发展较快的城市反而销售量下降，正是因为前者一次性购房刚开始，而后者是到了换房、换购时却遇到障碍的结果，其原因大约重在信贷政策的变化所致。
信贷政策的改变直接影响到消费的选择，同时严重的动摇了当人们更换住房、改善生活质量的信心。不是银行的信贷风险加大了而形成惜贷，而是政策限制捆住了银行和市场的手脚，让本来有支付能力的家庭也在高门槛前产生了疑惑，让社会对未来的发展前景迷茫了。
信贷政策的变化与次级债的影响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在让更多的家庭无法用较低的银行信贷成本去解决住房问题。
英国政府加大市场的流动性，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要维护住房的消费信贷，消除美国次级债对英国的影响，让更多的人能利用银行的信贷去购买住房。而中国则相反，在本来没有收到多少美国次级债影响的情况下，自己造出了一个与次级债几乎相同的市场效果，人为的限制和阻止市场更多的发挥银行个人信贷的作用，帮助更多的家庭改善住房条件。也许这正是调控的目的。
看来次级债对中国的影响不是金钱的损失，而是信心的危害，自我打击破坏了市场的信心和递次消费的节奏。最终也许是搬起石头不知道砸了谁的脚。
没有次级债的中国，却不能排除政策会扭曲而培养出一个同样效果的信贷危机和信心危机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