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据汇丰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最新终值结果显示，虽然2012年9月份PMI从8月份的47.6上升至47.9，但该数据依然徘徊在50的“荣枯线”之下，而且持续时间长达11个月。无独有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9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49.8%，虽然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但仍然被压制在“荣枯线”之下，已经长达10个月。中国制造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围城”之困。 产能泡沫之“围” 依靠高投资带动经济高成长是中国经济最为鲜明的路径依赖。巨额投资不仅来自国家财政，而且政府可以通过压低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各类要素价格以刺激和鼓励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确，大规模真金白银驱动了国内经济的一路迅跑，同时也沉淀下来可观的生产能力。按照全球制造业认同的一般标准，当企业产能利用率在90%以下且持续下降时，表明设备闲置过多，久而久之必然形成产能过剩。 工信部公布的最新统计结果显示，在中国目前的24个行业中，有22个存在严重产能过剩。其中钢铁产能突破7亿吨，但市场需求只有5亿吨；水泥产能突破20亿吨，市场需求仅为15亿吨；汽车产能突破2000万辆，目前国内需求完全饱和；造船能力突破6600万载重吨，与全球新船年需求量基本持平。除了传统行业外，像光伏等新兴行业也暴露出产能过剩的疾患。资料显示，当前全球光伏行业需求约为30GW，而产能超过40GW，其中80%产能在中国。 产能过剩已经直接导致制造企业“去库存”压力的加速聚积。据汇丰PMI的分项数据显示，企业成品库存指数目前已创下2004年4月汇丰PMI数据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值。作为这一数据的佐证，目前2450多家上市公司存货合计高达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9.97%，环比增加3.6%。由于同期全部上市公司净资产为14.53万亿元，剔除银行为9.73万亿元，考虑到银行极少存货，因此，4.73万亿存货值就相当于上市公司净资产的48.6%。 大而不强是产能过剩带给中国制造业的一个长期病疾。比较发现，虽然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入围门槛的增速都高于美国企业500强，但利润增幅却连续3年低于美国企业500强，其中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净利润和人均营业收入分别只有美国企业500强的39.5％和50％。而在产业增加值方面，目前中国制造业仅为26.23%，比美国、日本及德国分别低22.99、22.12及l1.69个百分点。 成本叠加之“围” 以劳动力、土地等为主要内容构成的廉价要素资源不仅让中国制造业在过去30多年得到了稳定而持续的低成本供应，而且获取了巨大红利。然而，国际经验表明，任何一国的要素资源不可能总是处于无限供给状态，资源的稀缺性所引起的价格上升最终可能成为制造业发展的瓶颈与约束。 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以及土地资源供给弹性缩小引起的要素价格重估，是近年中国要素市场呈现出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08~2011年，我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上涨33%，而渣打银行日前对超过200个制造商的调查显示，2012年以来中国企业工资又上升了11%。不仅如此，过去两年中国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累计上涨19.6%，企业明显感到成本剧增的压力。
成本的叠增与累加无情吞噬了制造企业的利润。利润的急剧萎缩构成了对生产企业经营热情的重大挫伤，并倒逼企业“逃离”制造业。据悉，国资委发布央企“退房令”已经两年，但央企退出房地产的比例只有30%左右，而且近期频现中石油、中铁、中冶等大型央企出手拿地的身影。更令市场关注的是，武汉钢铁集团在2012年准备投入390亿元用于养猪养鸡等非钢产业，而上市才一年的江苏舜天船舶有限公司在日前7.8亿元公司债券发行完成之后就公开宣称将动用两亿元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问题的关键在于，除成本增加驱动着制造企业“不务正业”外，行业之间比较收益的强烈落差也对制造企业生产动能产生了极大贬损和冲抵。据《2012年中国500强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2011年间，500强中制造业的营收总额占500强总和的40%以上，而利润总额却只有25%左右；同一时期，最大的5家国有商业银行营业收入总额只有500强总和的6%左右，利润总和却占32%左右。无独有偶，过去10年中房地产行业产生20%以上的利润率，但制造行业的总体利润率却只有3.2%。行业间利润差距如此悬殊，必然引诱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加快“去工业化”的脚步。 再工业化之“围” 目前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高达20%，成为不折不扣的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然而，一路快跑和展翅高飞的中国制造业时下不仅面临着诸多内忧，还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外患。 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残酷吞噬着发达国家经济肌体的同时，也让在虚拟经济之路上渐行渐远的欧美各国不得不急刹脚步，反思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而拉开了“再工业化”的大幕。中国制造业未来将不得不承受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新兴市场国家加速追赶的双重力量倾轧。 相对于中国而言，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不是没有底气。波士顿咨询集团发表的《制造业重返美国》研究报告测算，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占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比重将由2000年的3%上升到2015年的17%，这意味着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逐渐丧失。不仅如此，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虽然美欧制造业复兴并不能动摇中国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发达国家庞大的国内市场、资本密集工业的普及程度和巨大的人才储备会确保其成为世界制造业中的一股上升势力，这种全球制造业的重新洗牌在今后5年将变得越来越显著。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已经引起国际资本从中国回撤。观察发现，自2012年3月以来，先后有美国消费品巨擘佳顿公司、建筑机械公司卡特彼勒、耳机生产商Sleek Audio、玩具生产商Wham-O、ATM机器生产商NCR、体育用品制造商阿迪达斯、福特汽车公司和星巴克集团等将他们全部或部分产品制造从中国转回美国。按照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最新推测，未来五年将有15%的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欧美等国的“再工业化”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中国制造业资本的抽离之上。由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瞄准的是高端制造业及其竞争优势的打造，而现阶段中国也正在进行从低端走向中端和高端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双方必然产生产业领域新的“交集”，中国制造业未来在高端制造领域所面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转身”与“突围” 全球制造业竞争生态的重塑倒逼中国制造业自我提振，再也不能依靠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必须再造以技术为驱动的价值竞争新范式；再也不能囿于数量增长的加工制造，而必须重塑以品牌营销为核心的协同效应；再也不能固守制造业的传统边界，而必须延展制造业的全新空间。 转型升级是中国制造业在阵痛之中必须作出的战略安排，而产业融合则是催发转型升级的强力杠杆。作为一种扩散性的技术创新，产业融合的作用就是通过突破原有的产业边界，降低传统行业间的进入壁垒，为企业创造扩大规模和开发新品的巨大商机，并形成开放性的产融体系。其典型案例就是计算机网络、通信业和广播电视业的“三网融合”中所构建出的“技术融合—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产业融合”的全新业态。为此，国内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以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和组织形式，可以通过高新技术的嫁接改造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可以通过与网络产业的对接，加速电子商务发展。由于产业融合是制造业自身内部或者与其他行业在技术与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因此，一方面需要企业增加技术投入和强化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和锻造跨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放松产业管制，给企业的产业创新创造宽松的制度和体制条件。 制造业服务化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价值取向。据国家商务部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在全球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只占其全部循环过程的5%，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因此，服务型制造既是制造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也是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一个趋势。中国制造企业目前仍停留在仅提供产品或产品的附加服务上，而在为行业提供串联、组合、集成化等系统解决方案以及零部件定制服务等方面的能力依然欠缺。为此，应加快构建服务型制造的产业技术体系，突破关键技术，鼓励探索行业新业态，实施服务型制造示范工程，加快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 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商业模式创新应当提到应有的认知高度。苹果公司成功的归因在于它开创了“终端软件＋应用内容”的新型商业模式。具体到中国制造业，商业模式创新空间十分广阔，如企业可加快发展节能环保领域的合同能源管理、现代废旧商品回收再制造以及各种基于制造的专业服务和增值服务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中国而言，制造业的高端化并不等于放弃传统的低端产业和环节。瑞士手表、德国双立人炊具、LV包等都是传统制造业，它们的生命力证明，传统制造业大有发展空间。中国在低端产业领域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如果能够通过技术升级实现制造业产品的精益化生产，国内市场就可成为制造业大施拳脚的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