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帝的新装,看人治的荒谬——另类角度看广告圈人才流动频繁的根源
对于管理,我其实并不了解的,虽然我也曾带领过小分队,但我的却没有管理的思维和理念。我之所以在这里谈管理,是因为我一直在反思,什么样的管理才是最好的管理。我之前的老板非常崇尚中国式管理,而我非常反感这种人治人的管理方式。我这次下决心要走出来,从一个广告人变成一个企业人,并不是因为我无法忍耐或者心胸不够大,很大程度是想验证一个问题——在现阶段谈中国式管理,就像是在说皇帝的新装一样可笑。
我是公司最后一个离开的,也是最不应该离开的,但是我离开了,很多人认为我很肤浅,我表面上的确很肤浅,但是我看得比谁都清楚。这次离开的大批同事,都是有能力不愿依附,有想法不愿附和,一群真正执着自己的事业,但迫于人事之间的压力或管理的粗暴而离开的,这群人绝对都是忠于公司,且任劳任怨的。虽然说广告圈人才流动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次大批量踏踏实实做事的人离开了,这绝对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于公司的管理者而言,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兢兢业业的员工会离开呢?这难道仅仅是员工不忠于公司吗?如果我们这些人都是二流子,半吊子吊儿郎当的,那倒无所谓反正走了给公司减少负担,而且还减少了遣散费,公司可以开欢送会。那么,为什么那些工作能力不错,做事情也认真,也没有歪心眼的人,都要离开呢?
因为人治。人治带来的后果就是,你必须依附你的领导,忠于你的领导比忠于公司还重要。所以不管你做专业还是做客户,你必须听话,听话是衡量你价值的根本所在。碰到好的领导,大家可以像朋友一样的工作进步。但是碰到不好的领导,你就等着被清洗。或者说领导什么时候心情好,大家就事兄弟,领导一旦心情不好,你就是活靶子。
把权力下放到个人,无疑会导致权力的私有化,而这种私有化的结果是,你是不是我的人,你是不是自己人,一旦你和那些不是自己人走在一起,于是你就会被领导贴上一个标签—等死。所以在人治的管理下,根本没有所谓的忠诚,大家都是被迫和胁迫的关系,忠诚只对于那些智商在皇帝新装里小孩之下的。
在没有强权和封闭的社会里,在社会信息越来越透明的社会里,在民主化思潮越来越强烈的社会里,在追求公平和秩序越来越高的社会里。领导阶层妄想通过人治的方式,去领导和管理那些充满个性追求公平的80后主流员工群,无疑是脱光了衣服去说自己衣服很漂亮,也许会获得一些人的赞赏——反面的,也许会获得一些人表面的附和,其结果是大家在背地里唾弃,一旦时机成熟,会义无反顾地离开那个组织。
因为追求公平、透明、合理是这个时代的主流,而人治管理显然是违背了社会发展的潮流,显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有点像当年袁世凯同志称帝一样,注定要受到世人唾弃。以中国封建时代封闭时代的管理模式,来管理信息时代透明时代的个性群体,或者去满足个人的私欲,将公司当成自己家的或者把团队拼搏的成果当成领导的,然后趾高气昂地说,拿去吧,这是我给你的酬劳。
反过头来说,为什么广告圈的人才流动这么大,因为绝大多数广告业依靠的是人治,广告业完全是依靠人力成本来实现产出的一个行业,跟服务业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说,广告依靠的是脑力加体力,服务也只要体力就够了。而且绝大多数公司不讲究制度,所以在人治的管理下,对于那些追求专业和自我要求很高的广告人而言,请他去依(爱华网)附一个领导或者让它去奉承一个客户,这显然是他的性格,就算是给再多钱,也不可能长久地依附和顺从。拥有高智商的广告人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所以根本不可能依靠人治去管理,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在跳来跳去。
可以见得,未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企业管理,才能够在法制的情况下去规范那些充满创造力的社会主力人群,让80后的人群遵循制度比让80后的人去按照领导意志去做事,更能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加忠于公司和组织。否则妄想通过人治的方式去管理,只会带来他们反叛和唾弃。这是未来企业家所要思考的,也是管理者所要思考的。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个人崇拜,有的只是组织的崇拜。这个时代已经没有领导崇拜,有的只是制度崇拜。
以上是个人对于人治管理的看法及反思,如有不妥敬请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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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文武,广告囚徒、中国纯蒸炉品类开拓者、三级市场运作模式实践人、品牌宗教模型探索者、中国广告营销评论人、《广告主·市场观察》《现代广告杂志》《销售与市场》等杂志特邀撰稿人。
现为自由广告人,曾任某知名4A广告公司策划总监,长期服务于中国行业领先的品牌,曾先后担任格兰仕项目总监、祐康项目总监、董酒项目总监、亚都策略指导等职位,具有品牌运作实操经验,对中国本土品牌运作有深刻的认识,愿意和众多同行进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