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和一位投行界的前辈聊天,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所任职的那家国际投行请哈佛商学院的一位教授来给亚洲的高管团队作培训。这位教授讲的其它很多东西他都记不清了,但有一段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教授说:你们做投行的,每天都要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要让谁高兴?你让上面的人高兴了,下面的人往往就会不高兴;你让下面的人高兴了,上面的人又会不高兴。你花很多时间让公司内部的人高兴了,客户又可能会不高兴。你和这个客户花时间多了让他高兴了,别的客户会不高兴。你让所有的客户都高兴了,最后你发现你的老婆和家人一定会不高兴。你好容易把上面、下面、客户以及老婆孩子所有的人都弄高兴了,结果发现自己其实并不高兴。然后终于有一天你让自己也跟着高兴了,没准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开始不高兴了…
他说他把这段话讲给很多投行界的大佬们听,结果他们都表示深有同感。可见,“让谁高兴”这个问题在投行界应该具有相当广泛的普遍性。那些看似风光、天天进出头等舱和五星酒店的投行人士,有时候还真是不知道自己一天到晚地疲于奔命到底是在试图让谁高兴。
我猜想,面临这个问题的其实也不仅仅是投行人士。一个机会很多、变化很快、但是与此同时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的社会必然会大面积地产生这样的困惑。
那天和这位朋友聊完,回家的路上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人活在世,到最后可能只有两件事最重要:健康和快乐。爱情和亲情当然也重要,但那只是构成快乐的一部分。其它的,诸如金钱、权力、地位、名气、影响力,所有这些表面的风光、这些常人眼中的成功,不用别的,只要生一场大病,你就会立刻顿悟—同健康和快乐相比,它们苍白如手纸。
但是,健康这件事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可以说至少有一半是上天安排的。因此,自己真正能够牢牢掌握的只剩下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快乐。
我认识的一个80后女孩“以嗲攻嗲”地把这叫做“高高”。我觉得80后和90后比我们60后和70后最大的进步就是他们更善于让自己“高高”。这也是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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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很多年前某位歌手在春晚上大唱“今儿个真高兴”,虽然歌词有点二,但还是说得挺到位。人生最大的成功是让自己每一个“今儿个”都能“高高”起来。在我看来,快乐远比成功重要,那是因为成功说到底其实仅仅是做事的成功,而快乐则是做人的成功。
当然,不同的人达到“高高”的那个“高”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需要爱情和亲情,有的人需要事业和财富,有的人需要推动社会进步,有的人需要帮助别人行善天下,有的人需要一群真正的朋友。
我们需要做到的仅仅是—认清什么东西能让自己高兴,然后去把那样东西“奔”来,并且尽可能享受这个过程。这件事本身已经相当的不容易,更何况我们内心里可能还蕴藏着一个更大的风险,那就是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愿意放弃。
再有五天就是奥运会开幕式了。我相信开幕式的核心导演组一定也会有类似我前面提到的投行人士的普遍困惑—这个万众瞩目的开幕式到底要让谁高兴?
无论五天后盛况如何,我相信张艺谋导演是全中国最有能力完成这个国家任务的最佳人选,我也相信导演组的全体人员已经付出了自己百分之二百的心力。当然我同样相信,和历史上所有的奥运会开幕式一样,本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同样会有瑕疵,同样会留下遗憾,甚至同样会像黄金甲和历届春晚一样,在高票房和高收视率中招致部分观众的骂声和抱怨。
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奥运会开幕式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北京奥运会也不例外。
与其不切实际地试图让所有的人都高兴,不如先试着让自己高兴起来。奥运会本来就是一个大party,开party不就是为了高兴吗—既要让来宾高兴,更是让自己高兴。因此,只要安保方面不出大的问题,我们用不着把所有同奥运有关的事都弄得太政治、太沉重。谁家开party还没弄脏个地毯、摔碎个杯子什么的啊!
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很崇高,也很伟大。但有时我也在想,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设一个更容易实现一点的目标,那就是 “同一场party、同一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