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三十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2008年年会”纪要●本报记者 周远征 张明重庆报道 编者按 三十年改革是遇到了瓶颈，还是下一个三十年辉煌的起点？由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重庆工商大学、中国社科院管理科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三十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2008年年会”，日前在重庆工商大学举行。重庆南山下，150位经济领域的各界人士汇集，激辩三十年改革得与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北大副校长张国有、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金碚等知名经济学家与会。 访 谈改革开放三十年，工业化进程相对成熟，但我们仍处于发展阶段 中国还不能“三心二意”
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需要企业有竞争力。企业有竞争力才付得起工资。因此，强调民生的前提是要让企业活下去，企业竞争力提高，才能够解决劳工问题。
“不能够忘乎所以，中国改革开放远远没有完成！”在重庆工商大学举行的“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三十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金碚研究员表示：“中国将来三十年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和潜力都是巨大的，问题的关键让这种可能性和潜力变成现实。” 就当前的经济热点、改革三十年后面临的若干问题，本报记者在重庆专访了金碚。 《中国经营报》：很多人都认为，今年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而今年恰好又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走过了三十年改革路程的中国，更多是面临新的发展契机还是难题？ 金碚：中国的改革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由于三十年持续高速的发展，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从轻工业发展到重型加工业，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必然进入到重化工阶段，而在这个过程中又赶上了世界工业信息化的大发展。 这三十年中间，改革也好，开放也好，成果表现在工业上是最彻底的。与世界工业发展的200多年历史相比，世界工业在发展的同时，其他方面也在相应的变化。但是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经济中的其他方面、其他环节、其他部门滞后于工业化发展。现在看来，中国不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问题暴露比较多，比如，资源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问题、维护民生的问题。许多国家在工业化的同时解决了相关问题，但是中国的工业改革比较快，其他方面的进展显然没有跟上。中国走的是先发展再规范的路径，既有成就又有问题。 关于改革三十年的讨论也正说明，现在是改革开放重要的抉择时机。改革三十年后，工业化进程已经相对成熟，往下一步该怎么走，与当前最基本的态势，遇到的问题和政策有很大关系。中国仍然处于发展阶段，中国的财富积累还远远不够，不要以为富裕了，有本钱了，可以去三心二意了，这个过程是远远不够的。收入要不断增长，财富要不断积累，中国的路还很长。中国需要有一个更加规范的市场，市场化改革进程需要不断推进。而面对种种不完善的情况，也不能简单地用行政性干预手段来解决市场经济的一些缺陷。 《中国经营报》：改革三十年之后，高速发展的沿海地区企业却面临诸多的问题，大量的制造企业倒闭，是否恰好是改革三十年里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吸纳东部产业转移的最好时机？ 金碚：产业转移有一个客观的规律，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有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过程。中西部改善投资环境就可以承接这种转移。但是，这不是一个平移的过程，而是产业升级的过程，东部企业转移到西部的前提条件是西部需要有比东部发展更为有利的环境，西部要具备让东部企业转移过来之后继续维持竞争力的环境。 因此，西部面临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但是又要作出比较大的努力，汲取三十年改革的经验，其他方面的改革开放也要和工业方面的改革配套，比如金融业、环境、市场规范等都需要同步发展。中国工业化进程远远没有完成，中西部工业化进程更远远没有走完，东部向西部的产业转移还会持续进行。 《中国经营报》：连续几年来，中国的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政府也许会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民生问题上面，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支撑庞大的福利制度吗？ 金碚：我认为，强调民生问题是对的，资源向民生适当倾斜也是对的。但是，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需要企业有竞争力。企业有竞争力才付得起工资。因此，强调民生的前提是要让企业活下去，企业竞争力提高，才能够解决劳工问题。在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阵痛比较少，失业率比较低，拉美国家那种大起大落在中国没有出现，中国维持了很高的就业率，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进行了转移。从这个角度来说，民生问题的解决必须要靠发展，靠增长。靠救济和慈善来根本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是不可能的，这些只能是辅助性手段。 未来，中国终究会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前提是老百姓要有信心，有积累，有房子，有金融资产，有保障。中国将来三十年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和潜力都是巨大的，问题的关键是让这种可能性和潜力变成现实，中国改革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不能够忘乎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远远没有完成! 声 音 民企：分享改革成果时遭遇不公下一个三十年这些企业家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代替和传承问题应该在新一轮的民企改革中予以重视。
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中小制造业的倒闭潮，大量民企发展后劲不足。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三十个年头的时候，人们不禁惊呼：“民企的冬天来了，只有深化改革才会找到新的出路。” 总结经验展望未来，或许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其中的问题和困难。资金困扰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本次研讨会热议最多的话题。在制药和水泥等行业颇有建树的浙江尖峰集团董事杜自弘针对新近民企发展困难，出现倒闭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民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牺牲最多，但分享改革成果时却享受了不公平待遇，首先是政府政策、资金未向民企倾斜；新劳动法的出台对民企造成的影响更大，而民企的具体情况较为复杂，税收政策的制定并未考虑到这一点。 在杜自弘看来，江浙一带民企发展困难的问题是整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缩影，由于受上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的影响。长江、珠江三角洲的民营企业处于政策春风的边缘地带，一旦发生经济形势的变动，它们便很难生存下去。而中小企业的家族式管理也往往使得在竞争中发展困难，资金缺口比较大。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很多企业不愿和金融机构打交道，通常都是通过企业内部筹资或是企业相互融资来解决问题，这样就造成以后的一连串资金问题。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通过调研发现，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最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建立与之相匹配的中小企业融资制度。 他认为，前段时间国务院高层在江浙一带企业中开展调研后，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已经在江浙一带迅速开展起来了，而民企要做的是如何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资金运作模式，这是解决困难的关键。 或许资金问题只是民企在发展中遇到所有问题中的冰山一角。重庆金山科技集团总裁王金山认为，民营企业虽然正在由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发展，但有序得还不够，发展非常艰难，如果不提高民营企业对总体和宏观政策的认识，民企将很难发展。传承问题
纵观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史。民营企业从当初的萌芽到三分天下有其一，再到四分天下有其三，在就业和建设资金上为改革开放的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80%的税收收入都由非公有制经济创造。 非国有经济改革的路径也由当初的抓大放小发展到抓大放中，再发展到如今的抓公共产品领域、放非公共产品领域。然而，在加速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同时，也留下了众多问题待解。尤其是很多民企在发展中已经遇到的后劲不足的问题。 厦门大学管理学教授林志扬表示，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治理。如今民营企业确实面临着“不生产等死，生产早死”的问题。 不过美特斯·邦威等民营企业发展起来的例子，让林志扬发现民企要想生存下去并一路走好，需要有敢作敢为的精神，并懂得开创自己的品牌，获得竞争优势，同时要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提高自己的市场占有率。 根据民企的发展历程，他总结了影响民企生存发展的几点因素：即政府政策、外部条件、创业者精神和当地的有利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徐二明则认为，目前在转型时期中国的外部环境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但还有一些民营企业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发展得很好，这其中可能有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能有效利用政府资源的企业通常发展较好。就像一位海外华人学者所说的，那些企业领导是党员的中小企业要比非党员领导的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因此它们的资金来源多。 北京大学副校长、国际经营研究所所长张国有提醒，民营经济的改革还需注意的就是建立一套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问题，特别是民营企业大多是由民营企业家的个人魅力和努力创建的，下一个三十年这些企业家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代替和传承问题应该在新一轮的民企改革中予以重视。 观 点 未来国企改革“三部曲” 黄速建国企的公司治理改革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给予企业经营管理者以充分经营自主权，带来企业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内部人控制”失控，导致股东利益的损失。国企治理结构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解决这一两难问题，保证经营管理者从股东利益而非个人利益出发。
目前的国企治理模式依然是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其在股权结构、内部治理机制、外部治理机制方面的特点和缺陷导致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与过多的“婆婆加老板”的干预并存现象。
这决定了国企的公司治理改革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给予企业经营管理者以充分经营自主权，带来企业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内部人控制”失控，导致股东利益的损失。国企治理结构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解决这一两难问题，保证经营管理者从股东利益而非个人利益出发。 从做法上来看，未来国企改革主要应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一是继续推进股权多元化，优化股权结构。一方面要根据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和国企战略改组的需要，继续在非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一般性竞争领域中大力引进外资、民营股份，降低国企中国有股的比例，增加其他成分的股份在董事会中的话语权，建立董事会内部的平等对话机制。另一方面，公司制国企优化股权结构的优先方向是建立以法人股为主体的多元法人的股权结构，尤其是要注重发展具有长期投资需求的机构投资者，如各种养老金、保险资金、合格的外国投资者。 二是进一步规范内部治理机构运行，完善内部治理机制。
当前国企中“控制权行政配置”与“内部人控制”共存的现状，导致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团队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内部治理的作用十分弱化。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当前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要改变国家通过行政性手段直接任命高层管理团队的做法，改由代表国有股股东的国资监督管理机构委派董事，通过董事会选聘高层管理团队。同时建立和规范外部独立董事的选聘程序和行使职权的专项制度，真正发挥外部独立董事的决策咨询和监督作用。实现内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强化审计的监督功能。 三是加快培育外部竞争环境，健全外部治理机制。针对目前中国经理人市场尚未形成、资本市场还不发达及产品市场仍不完善的现实，要培育和优化外部竞争环境。 首先要通过加紧完善相关制度，实施经理人准入制，扶持猎头公司等人力资本中介机构的发展，培育一个成熟有效的经理人市场，并构造一个国企内部或国企之间的流动体系，打破地域和部门的界限，至少在国企范围内形成开放、活跃的经理人市场。 其次要加速推进完善资本市场的步伐，一方面切实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有效发挥银行在国有企业产权构造和调整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证券市场的市场化和规范化建设，提高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形成一种有效的替代性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外部治理的效果。 再则要培育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为导向，在国内市场上彻底取消政府保护、地区封锁等各种市场进入壁垒，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开放的产品市场体系，以此来真实反映国企经营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努力程度。 （黄速建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理事长，本文由本报记者张明、周远征根据黄速建重庆演讲稿整理而成，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
论 坛
国企：“不断试错”的经验 现在国企中有这样一种说法：谁改革谁犯错，国企领导的胆子开始变小了。我们应从政策和舆论上给予国企改革者一定空间，允许探索，允许犯错。 经过三十年的反复探索和不断试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改革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梳理其中的经验得失，才能奠定未来发展的基础。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重庆市经委副主任蔡永生、招商局集团董事王宏、重啤集团董事长黄明贵在重庆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策略与胆略
《中国经营报》：国企改革三十年，是激情回荡的三十年，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遇到些什么样的难题？ 周放生：国企改革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一直是在进行试错。特别是十年前国企改革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承包制进入了死胡同，大家提倡勇于尝试和探索，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错了可以很快地纠正过来。比如长沙在国企改革中曾经出台过一个文件，提到1984年之前的国企资产被定为国有资产，这部分是不能动的。1984年之后国企运作中所产生的增值部分被定义为集体资产，作为改革换身份及安置职工的部分。我们当时认为用国有资产直接安置职工，是改革成功的体现而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不过这个方案被国资委经过实地考察后否定了，当时的一个意见是，长沙改革样本的方向是对的，但路径错了，结果长沙后来迅速调整过来，成为了国企改革比较成功的地区之一。 蔡永生：国企改革曾经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企业内部分配体制如何解决的问题，一旦解决不好容易造成嫁一赔十的浪费。 王宏：招商局集团作为国企改革的先锋，在改革的初期曾经打破分配机制，创造了“4分钱的奖励”制度，被称为现代中国企业奖金制度的鼻祖，即每一辆工程车每运一车货物给予4分钱的奖励，这样，做得好的一个月可以多收入100多元，引起了理论界的争议。 不过在招商局内部的讨论中，一致认为在改革过程中应该考虑怎么样把企业的利益和员工的利益统一，实现生产力的极大解放。 《中国经营报》：国企改革过程中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有教训，作为国企改革的指导者和实践者，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有哪些？ 王宏：与其他垄断性行业中的国企不同，招商局集团所从事的行业大多是市场竞争充分的行业，陷入与民企、外资等抢市场的白热化状态。我们现在把国企改革叫产权制度和经营模式的改革，我认为，国企应从只注重政策、机会、转变到市场中寻找优势。 蔡永生：现在国企中有这样一种说法：谁改革谁犯错，国企领导的胆子开始变小了。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基本原则，从战略导向到制定核心战略。我们应从政策和舆论上给予国企改革者一定空间，允许探索，允许犯错。 周放生：国企改革的经验我主要总结有9个字“不畏上、不畏输、只为实”。十年前的内蒙古通辽市，曾经出现90%的企业亏损，员工则是“不要停产只要面包”，国企改革的难度相当大，后来经过政府做思想工作，解放了这些人的思想，实行该关掉的企业关掉，该整合重组的整合重组，激活生产力的同时也解决了职工问题，如今通辽的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被树立为一个典范。这其中，先改革、后实践、再理论的指导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蓝图与探索
《中国经营报》：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国企改革的蓝图是什么？有哪些工作正在探索呢？ 周放生：国企改革的原动力实际上是被逼出来的。国企改革要实现经营方式的市场化。在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实现人、才、物的流通，产销等要素的配置由政府调控转向市场配置。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制度体制的市场化，国资委本身也用了五年时间基本实现了从机制到位到职能到位。 第三阶段主要是产权制度的改革。主要途径是以资产租赁和整体上市等方式。我们注意到如今很多国企的负担仍然过重，离退休职工的很多关系还在挂靠在企业中，企业改革还需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来推进和解决。 国企改革的方向最终是改成产权清晰的股份制企业。我们初步判断，国企改革至少需要四十到五十年时间，除去已经进行了三十年外，后面还需要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国企改革是个持久战。 现在公司治理的方式是以董事会为核心的，不过国企改革一定要建立以外部人为主的董事会。因为以内部人为主的董事会大多是假董事会，管理上实际存在着角色错位，如监事长是党委成员，而党管干部，大多国企董事长往往又是总经理，因此监事长难以履行职责，成为一个摆设。 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实行监事长外派，和董事会之间是外部关系，监事长也不适宜进党委会。甚至董事长也将由外部人担任，且外部董事不进入董事会，董事享用董事津贴，董事长仍由国资委指派，董事会选举任命，董事长的工资甚至也由国资委来发。目前我们已经在两家企业中开始了试点，一旦成功将对外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