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近来的报告中强调了各国减排的紧迫性。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胡鞍钢和管清友对此进行了分析。
世界人口最多、自然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最大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之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全球治理承担重要的大国责任。
2008年6月27日，英国前首相托尼8226;布莱尔先生主持的《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Breaking the Climate Deadlock: A Global Deal for Our Low-Carbon Future，以下简称布莱尔报告）报告在日本东京正式发布。作为卸任首相，政治家布莱尔深知简单的劝说并不能解决政治分歧和利益争端，要想解决问题必须提出有力的证据并说服各国政治领导人达成共识，实现合作。因此，布莱尔报告对“各国领导人需要了解其在未来18个月内将要面临的选择”做出了全面的描绘，并提出了气候谈判中的若干重大思路。
布莱尔报告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中国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出发，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应当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又应当提出哪些基本思路和政策主张？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带头积极响应，并主动承诺减排义务，打破“囚徒困境”的僵局，应站在减排前列，为世界做出绿色贡献。
全球气候变化是“我们的”共同问题
大气中现存二氧化碳排放中约70%至80%是由发达国家产生的。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富裕国家在排放总量中占主要部分，工业化时代时起所排放的每10吨二氧化碳中，约有7吨是发达国家排放的。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二氧化碳，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
但是，全球气候变化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你们的”问题。无论排放源是纽约还是上海，气候变化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提供这一全球公共产品。依靠联合国的制度机制是无法达成世界各国一致同意的治理框架。作为一项国际公约的《京都议定书》缺乏必要的惩罚和激励机制，只对少数发达国家有一定的约束，在现实条件下，只能由主要大国（指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主动来提供这一全球性公共产品，共同达成政治共识，再进一步建立和强化新的全球治理框架。
布莱尔报告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解决方案。布莱尔报告对八国集团的领导力寄予厚望，在他的方案中，第一条就是在八国集团峰会领导下制定全球减排的长期和中期目标。布莱尔报告同样对发展中国家寄予厚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提高碳生产力。哥本哈根协议是否是一个成功的协议：建立一个通向2050 年目标的高水平方向；以合适的短期目标和中转点的方式，使世界走上发达国家达到目标、发展中国家平等贡献的正轨上；创建一系列有效的扶持机制和组织；并且创造一个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学习而使协议不断改进的方式。我们需要检验的是，是否该协议所促使的投资、决策、以及资金流动会使得21 世纪走在一种新的低碳的路径上。实现这样一个成功结果的复杂性是巨大的，它将需要最高级别的领导——从八国集团开始。
目前，温室气体排放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中。从排放流量来看，美国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五分之一，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联邦紧随其后，这5个国家排放总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布莱尔报告指出，“为了避免极端气候风险，所有国家都应调整其国民经济结构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仅有发达国家的承诺是不够的”。发达国家的碳足迹最深，因此发达国家应带头明确承诺减排义务。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应被列入承诺减排义务的时间表，并根据本国国情和能力明确减排的总量上限和实现减排义务的时间表。
真正的困难在于“向低碳经济转型还是需要大量规模空前且相互协调的政策和制度的干预”。因此，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只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和政策能力才是当务之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框架必须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组合和制度参照。但是，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转型和自主能力提高来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减排对经济增长影响有限，长期收益可观。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研究，到2050年全球减排的成本区间在GDP1%的收益和5.5%的损失之间。这意味着只是降低了0.12%的年GDP增长率。这一增长率的减少非常小，要比利率调整、通货膨胀、商业周期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更小，可以忽略不计。但是，IPCC 设计的情景大部分是在近几年能源价格上涨之前做出的，而且是以未来能源价格比现有水平更低为假设的。因此，布莱尔报告认为如果考虑到下列因素，减排对增长的影响有可能比这些研究所显示的更低。
-- 平均而言，美国在冷战时期(1950-1990)用于国防的资金占GDP 的6%。
-- 现在，全球用于保险业的开支约为GDP 的3%。
-- 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在金融领域的全球成本预计将达到GDP 的2%。
-- 2004 年6 月至2008 年6 月石油价格从40 美元/桶上升到130 美元/桶所造成的全球成本约为GDP 的5%。
在正常的经济增长情景下，到2050 年人均GDP 将由目前的5900 美元上升到15900 美元。而在低碳经济情景下，到2050 年的人均GDP 将在15000 美元至15600 美元之间。因此，即使是在低碳经济条件下，人民的收入水平将是目前水平的2.5 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减轻气候变化的认真努力可以产生迅速和广泛的宏观经济影响。但是，通过及早从低起点开始逐步提高碳价格，将把调整的代价分摊到较长的期间，从而使其减至最低。如果于2013 年开始实行减轻影响的政策，争取到2100 年把二氧化碳等价物的浓度稳定在550ppm（百万分之一浓度）的水平，世界消费的净现值在2040年之前只会降低0.6%。即使遭受这样的损失，2040年的世界国民总产值仍会比2007 年的高2.3 倍。
按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William R. Cline的研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深受气候变化之害。如果发展中国家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总体上要比工业化国家损失大。而中国的损失和收益各为7％，即气候变化对中国影响更为中性。因此，他认为中国更有兴趣促进减排。根据我们初步计算，由于今后几十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有所下降，减排的年均成本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不大。根据布莱尔报告提供的数据，即便按照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情景预测，到2040年，中国GDP要比现在增长6.9倍，而不减排情况下中国GDP增长为7.2倍。这一测算还没有完全计入减排和低碳经济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收益。
低碳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在向新型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进行重要投资并创造出工作机会和无限商机。例如，目前有超过200万人受雇于可再生能源行业，1998年至2007年期间，对新环保技术的投资从100亿美元上升到660亿美元。在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估计已经拥有超过100万从业人员，其中60%在太阳能制造和服务领域工作。
等待的时间越长，减排的成本就越高。按照斯特恩报告，假设能够实现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浓度峰值控制在445ppm至710ppm之间，全球GDP最高可能损失3％，如果尽快采取有效的减缓措施，那么对GDP的影响不大。如果现有的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和措施不加以改进，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继续增加。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届时，全球GDP的5%－20%都有可能灰飞烟灭。
作者简介：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管清友，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博士。发表于《当代亚太》2008年第4期。
本文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中心资助课题：《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报告之一。本文作者2008年6月26日参加了由中国外交学会与英国气候组织举办与英国前首相托尼8226;布莱尔的“高端对话：全球气候变化趋向与中国未来低碳之路”。胡鞍钢在对话会上对该报告做了简要评论，评论稿主要观点已经由气候组织整理后转交布莱尔办公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