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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蒙商泛指明清时代在蒙古地区做生意的外地商人，主要是山西人。历史上，漠南漠北蒙古地区与中原汉族地区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关系从未间断过，一度虽有统治者的“边禁”政策也无法严格阻止。一般是和睦相处时期则相对繁荣，战乱年代趋于萎缩。明代除贡市外，在蒙古地区设有马市，这是一种允许蒙汉人民在指定地点进行民间贸易的活动。加上明政府鼓励商人为边镇驻军运送粮草而给予食盐运销权的优惠政策，山西商人也借此捷足先登，在蒙古地区从事贩运粮盐的贸易。到清代，康熙帝曾先后于1690年，1696年和1697年三次亲征，最终打败噶尔丹统领的叛军。而十几万清军在草原上展开军事行动，所需粮草自然要靠当地牧民提供。在与当地牧民频繁接触中，负责后勤的清军官兵逐渐熟悉了牧民的生活习俗和他们宗教信仰，掌握了一些蒙语，与当地牧民建立了深厚友谊，同时也精通了以物易物的规矩及商品交换中获利秘笈。战争结束后，一些曾经为朝廷筹办军需的晋籍清兵干脆就留在草原做起生意。
都是朝廷的复转军人，晋籍旅蒙商的初期商业活动，也与朝廷或军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战后的和平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得以恢复，贸易需求两旺，于是，晋籍旅蒙商很快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
据说，当时由旅蒙商当中许多个商业集团共同构成的商业大军，就像军队的野战兵团一样，人数动辄以万计甚至数十万计。其活动范围方圆上千万平方公里。在他们的运作下，以茶叶、瓷器和丝绸为代表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我国中原的京津地区、山东、山西和河南、河北、江南的两广、福建等地辗转运到我国北方的商业重镇归化城。同治八年以后，他们又越过中俄边界进入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
旅蒙商主要有两种经营方式：一是行商，以推销货物为主，无固定经营地点。每到春季，行商开始出动，他们将蒙民需要的商品装在牛车或驼背上，一般是以三四人或十几个人为一组，沿途不做零售，一直到达目的地。在王府或寺庙附近支帐挂牌，吸引当地蒙民来购买商品，并把交易所得的牲畜和畜产品运到边口或内地进行销售。再一是坐商，这些人改变了春入秋归的贸易方式，在蒙古各地开设固定商业网点，有杂货栈、皮毛栈、牲畜栈、布栈、粮栈、茶栈等。那时候，在归化城、张家口、多伦等地，大小货栈林立。有的人与清朝统治者和蒙古上层关系密切，利用这些权势的庇护，取得了在蒙古牧区经营商业的特权，逐渐控制和垄断了内地对塞外蒙古地区商品交易和金融市场并经久不衰。许多行商小贩也因资本的扩大，在王府、寺庙附近居住下来，过得也算安逸。
旅蒙商行走的路线，大致有以下几条：以张家口为出发点的有：(张家口——库伦——恰克图或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张家口——多伦——贝子庙——北部旗；张家口——四王子旗等。以归化城为出发点的有：归化城——库伦——恰克图；归化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古城；归化城——向西横亘沙漠到新疆。此外还有满洲里——赤峰——经棚和卜魁到海拉尔等路线。
可以想象，每个行进在旅蒙商路的商人与驼夫都是战士；他们必须应付各种意料之中和预料之外的天灾人祸，雨天的泥泞，雪天的寒冷，半路里杀出来的劫匪，还有不期而至的病痛折磨……所于这些，都有可能付出生命。就这样，在以生命为代价的博弈中，他们中大部分成了真正的商人，顶了生意，做了掌柜，但同时也必须承担更大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账房内的运筹，市面上的周旋，各种社会力量的权衡。也正因为有了智慧、运气和各种人为因素的差异，这个群体又逐渐分成若个阶层，大商人运筹帷幄，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指挥着巨额的商业运作；小商人则朝不保夕，在漫漫商途中疲于奔命。那些商界巨子一般都身捐官职，在社会生活中呼风唤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众多小商人自然是大商人的一粒粒棋子和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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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籍商人占据草原市场除了地理上的优势和两地传统的交往之外，山西人善于经商做贾的传统起了决定的作用。这一点就连大清皇帝也都知晓，雍正就曾在一件批文中对山西的民情风俗做过这样的评价：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吏。至于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
的确，旅蒙商在创业初始就非常重视商德建设，实行文化与商业的结合，其创业经历、处世准则和管理方法，无不体现出儒商文化和色彩。同时，他们又把关羽供奉起来，使儒商文化又融合进关羽文化。仔细分析起来并不奇怪。关羽是三国时的人物，他的故事在民间是一个集仁、义、礼、忠、孝为一身的艺术形象。由于人们认为他能显灵降魔，惩恶扬善，扶危济贫，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所以深受海内外华人的崇敬；又由于国人一向重视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拜，加上社会动荡因素和背井离乡谋生之不易，所以许多行邦会馆都把关羽这个有血有肉、富有人文精神的人物，作为他们同患难、共富贵、生死与共，从而增强自身凝聚力的精神支柱。商家也把关羽奉为财神和信守商业契约之神，相信在他的护佑下，定能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加上关羽是山西运城人，这就更使旅蒙商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自然会用关羽这个典型人物来维系商厦的巩固和繁荣。
当然，旅蒙晋商的敬业精神值得称道。他们招收学徒坚持标准，并在实践中选贤任能。如学徒三年内不许回家，每天除伺候掌柜提三壶（水壶、茶壶、尿壶）、干杂活外，就是练习珠算、写毛笔字，出师后贤者留用。号内人员一律不许携带家眷，亦禁止在营业地结婚）不许长借短欠、挪用号内财物或兼营其他业务，禁止嫖娼或吸食鸦片，不许向财东和掌柜送礼，凡打架斗殴、挑拨是非、结伙营私、或不听调遣者予以除名。被开除人员另的商号一律不用。有些商号还规定：学徒入号头十年，除在总号学三年做生意的一般知识外，还必须到前营或后营柜台分别学习三年，学蒙语和蒙族生活习惯以及与蒙古人做生意的方法，并熟记经营的路线和住宿的地点。因而几乎所有的旅蒙商都会讲蒙语，熟悉当地风俗习惯，并练就一身骑马和看牲畜口齿、估肉斤的过硬本领，这就为他们走包串户售货和收购提供了条件。
凭借其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旅蒙商上通清政府，中结王公贵族，下伸蒙古包，把南方的烟酒糖布茶千里迢迢组织进来，将北方马牛骆驼羊长途贩运出去，艰苦创业，惨淡经营，一度几乎垄断了蒙古地区的贸易和全国票号业务，直接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内蒙古民族贸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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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蒙晋商是一支成功的商业队伍，这些商人其特点除了一般商人所具备的精于计算之外，更有坚韧耐劳甘于吃苦的品德。他们知道，在蒙地经商最重要的是与蒙古人搞好关系，尤其是和蒙古上层搞好关系。他们不但注意蒙古民族的商品需求，而且对蒙古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特别地予以尊重。他们在草原上做生意一概都说蒙语随蒙俗，真正做到了入地随俗。
晋籍商人原本是农家子弟，祖祖辈辈靠耕作为生，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生活。只是为了生存才背井离乡，踏上了漫漫商道。这些人是旅蒙商人中最基层最庞大的一个群体，也是商人之塔的塔基。
旅蒙商具有刻苦忍耐勤俭守素的品质，他们常年在草原上经商，一代代忍受着离乡背井的孤独和困苦；忍受着与亲人离别的痛苦，长夜的孤独，特别能吃苦忍受来自自然的打击考验；死亡就像影子似的随时跟在他们身边。致富的手段，往往当成了他的终生的事业来看待。他们的认真刻苦简直到了局外人难以理解的地步，在这方面旅蒙商有着最为突出的表现，旅蒙商的字号都有着几乎相同的规矩，一个人要想在这里站得住脚，必须从少年时代就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其实，无论在什么时候大商人都是少数，更多的人是商号中的小掌柜或普通伙计；还有那些本小利微的小商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的人。更不用指望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写进史书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甚至连商人的名分都不会有，只是某字号内的学徒或是一个货郎。他们一生的追求就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然后以一个真正商人的名义去追求商业利润，借以养家糊口进而发家致富。而对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而言，梦仅仅是梦，不会成为现实。
旅蒙商由辉煌走向衰落是鸦片战争以后，腐败无能的大清王朝在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节节退让，被迫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并使民族工商业受到致命的打击。先是英法等国通过天津、大连等口岸走私运进鸦片和其它商品，在蒙、青、新等地大量倾销，随之沙俄也乘机从陆路侵入，并获得包括蒙古地区和新疆等地进行贸易概不纳税等种种特权。一时间，日、美、英、法、德等资本势力也相继进入蒙古地区与沙俄争夺贸易权。他们主要通过洋行和汉商买办，采取大量廉价倾销本国工业品、抬价收购蒙古地区畜产品的办法，不仅使整个中国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使蒙古地区的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摧残。旅蒙商自然不是这些外国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竞争的对手．加上现代交通的发展，外蒙古宣告独立，没收旅蒙商的资财，一些地区出现战乱，使其收不回赊欠的债务，因而纷纷倒闭歇业，从而结束了旅蒙商二百多年的历史。
旅蒙商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经营思想和管理经验无不带有封建色彩，必须批判地加以继承。然而，旅蒙商的经营活动中也有少于值得借鉴的东西，他们重信义、贵忠诚，把重商立业、以德取财作为立身之本；他们坚持信誉高于一切，宁肯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扫招牌之事，同行一经成为“相与”，就同舟共济，善始善终；他们视客户为衣食父母，用周到的服务和灵活多样的销售方式去满足牧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他们选贤任能，不分门户，不徇私情，并用人身顶股的做法协调劳资关系，调动职工积极性；用严格的号规和明确的分工规范股东、经理和职工的行为，并身体力行，赏罚分明。
旅蒙晋商的经营及管理方式，总体上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基础上的，这正是今天的商人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