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0年前，勇敢的小岗村人以“家庭联产承包制”闯出一条路，解放了生产力，农民过上温饱生活。30年后，如何让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成为“新小岗村”的使命。图为1981年，小岗村所在的安徽省凤阳县农民在卖粮。
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再寻“小岗村”（上）
●本报记者 李宾吴程涛 黄杰 梁宵报道
编者按：
从1978年的小岗村，到2008年的徐庄镇，从家庭联产承包的惊险一跃，到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谨慎试点，曾经把自家一亩三分地紧紧攥住的数亿中国农民，开始尝到当“甩手掌柜”的甜头。 但是，让世世代代与土地相依共存的农民，摆脱对收入微薄的小农经济模式的依赖，真正改变自己及后代的命运，其前提是承认他们对土地一定程度的主导权。这种主导权除了目前农民已有的经营权、收益权外，土地承包流转权的落实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10月9日召开的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 围绕“三农”问题的解决，全国各地已经开展了大胆的尝试。我们记录了这些首创者的大胆试验，30年前，安徽小岗村的伟大创举让国人摆脱了饥饿；30年后，从山东的徐庄到广东的顺德等地正在进行的试验，无疑也赋予了国人丰富的想象力。 我们也注意到，除了农民大众和基层政府的大胆尝试外，更需要执政者的高超智慧和长远部署。一线调查（之一） 山东“徐庄土地合作社”试验直击 距山东枣庄市徐庄镇几公里外的土山村，有一个叫做“徐庄土地合作社”的农民自发组织。这个组织是由土山村的会计张凯华等八个人发起的。就像30年前的小岗村实验一样，这个基本上由当地几个农民自行创造的土地合作模式，让人感觉到一种来自农民内心的躁动。一个村会计的“大胆设想” 张凯华把合作社的营业执照摆放在了自己办公桌的正中央，“我们的合作社是通过工商局注册的，而据我了解，之前很多的农民合作社都只是在民政部注册。”让张凯华觉得自豪的是，这意味着他的合作社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可以像企业那样运作。营业执照上显示，合作社的全名叫“枣庄市山亭区全崮山农村土地流转合作社”。服务范围为：为社员提供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统一采购社员所需的农业生产资料，组织社员种植农作物、林果、畜禽养殖，销售社员产品。 看得出来，今年41岁的张凯华是中国农村中少数思想活跃、有想法的农民，谈到自己当初为什么会想起创建这样一个合作社，他的回答条理清晰：“山亭大部分属于山地，人多地少，人均不过6分地左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通过种地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而种一年地的收入可能还不如打一个月工来的多。所以青壮年劳力，甚至全家都外出打工了。有的农民图省事，在地里种上了杨树，还有的则委托给了亲戚，而没有放弃的既不能安心打工，又没有能力把地种好。”观察到这些现象之后，张凯华得出的结论是：种地对农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记者在徐庄镇附近感受到的是一片山村的气息，那些山并不太高，一个个自然的村落就散布在它们中间比较平缓的地带，通往徐庄的公路刚刚铺完不久，除了或高或低的村庄，两旁就是农民们的耕地。这里的田地分为两种，一种是位于山脚下较为宽阔平整的，主要种粮食作物，但大多被分割成了很小的窄条。另一种是山坡上的次等地，被开发成梯田，据当地人介绍，由于条件所限，这些地主要种植花椒、板栗等果木。远远看去，那些梯田里家家户户的分割线同样清晰可见。 作为农民，张凯华很了解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让农民放弃土地，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希望能够找到一种途径，把外出打工、不愿种地的人的土地集中到一个组织里，既不改变土地的所有制和承包权，保证他们的收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又能集中起来进行规模化经营。 张凯华告诉记者，这个想法成形于今年的三月份。之后他在本村以及周围的柿行村、湖沟村和前徐村进行了调查，发现很多村民都支持这种想法。于是，他联合几个村的村干部以及当地德高望重的人着手“合作社”的组建。 同时，张凯华找到徐庄镇经济管理站的高崇銮站长。“他对各种相关的法律非常了解，也知道全国各地探索的一些形式，建议我们成立‘土地流转合作社’。”张说。 高崇銮是枣庄市人大代表、经济师，还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正是他给张凯华等人提出了一个农村版的“三权分立”的概念：村集体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农民拥有土地的承包权，合作社拥有土地的经营权。关系厘清之后，就符合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事实上，高崇銮也一直在思考合作社的问题，“但是如果由政府部门组织的话，不容易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因此听到张凯华的想法，高崇銮非常支持。这样，在镇经管站的帮助下，张凯华的“土地合作社”开始了正式准备和运作。曾被怀疑“盗卖土地” 张凯华和高崇銮希望能到工商局注册成立合作社，这样更具有独立性和进行公司化运作。于是，他们着手制定合作社的章程。 “我当时从网上查阅了几乎所有的资料，没有找到针对土地流转合作社的章程，大多数是一些农村专业合作社。”高崇銮对记者说，“因此只能自己琢磨，和几个发起人以及愿意入社的村民讨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起草完成，共57条。” 2008年5月1日，合作社召开了成立大会，该章程被一致通过。入社的农户有280户，包括徐庄镇土山、柿行、前徐、湖沟四个行政村，占四个村总户数的23.4%；入社成员986人，占总人口的24.7%；入社土地面积2977.3亩，占总土地面积的44.5%。 张凯华向记者介绍说，当时对入社农户还是有所选择的，要求他们的地块相对比较大且容易联成一体，这样有利于以后的规模经营和机械化耕种。在此原则下，张凯华所在的自然村都入了社，周围的几个村则部分入了社。 记者拿到的一份《徐庄土地合作社章程》显示，张凯华、刘春启、张宝云等八位发起人分别以土地经营权的方式出资5000元，合计4万元，成立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为张凯华。合作社按照入社自由、退社自愿、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的原则组建，强调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不改变土地所有制关系和以农民为主体。按照“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的政策要求，“解决家庭承包经营土地零星分散、效益不高、市场信息不灵等问题”，“盈余主要按照成员入社土地流转面积比例返还。” 但章程制定通过之后，到工商局注册颇费了些周折。“山亭区工商局刚开始以为我们是盗卖土地的。”张凯华说，“这也难怪，因为之前工商部门从来没有接到过类似这样的注册申请，全国不敢说，至少在整个山东省是首例。” 高崇銮清楚地记得自己跑了7次工商局，一遍遍地解释和游说，他们的章程制定得很详细、很规范，理事会、监事会、财务制度都有。”他对山亭区工商局的人说，如果这样还不能注册，他只能找枣庄市工商局了。市人大代表的身份还是让高崇銮的话有一些说服力的。山亭区工商局在请示了上级之后，7月15日，终于为合作社进行了注册。而高崇銮则专门写了一篇有关此举的6000字论文放到了网上。 就这样，这个新生事物得到了枣庄市领导的注意。之后发生的事情，超出了张凯华们的想象。土地交易所冷清 8月4日，张凯华坐在了枣庄市市长陈伟的办公室里，在座的还有几位农村问题专家，一直谈到下午四点多。“我当时真的很紧张。”张凯华告诉记者，他没有想到过能和市长一起讨论问题。 从那之后，各级政府部门不断地前来调研，“光陈伟市长就亲自来了五六次，还先后派来10个调查组，而且请来北京的专家搞论证。”张凯华说。这些专家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寅初、中央党校教授王东京等。 王东京告诉记者，他在听说徐庄合作社之后，认为是新鲜事，而且凭职业直觉，此事不同凡响。他日后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在徐庄调查，耳闻目睹，我便有了一种预感，徐庄的土地合作，就如当年的土地承包，生正逢时，对中国未来农村的影响将不可估量。30年前，安徽小岗村的伟大创举让国人摆脱了饥饿，了不起！那么今天徐庄尝试的，无疑也是伟大的试验。不说大道理，有一点可以肯定，土地合作有利规模经营，种地农民有望因此致富。若种地能富，国家粮食安全则无后顾之忧。” 当时王东京在考察了之后认为，徐庄土地合作社许多地方要完善。比如，目前土地合作仅限经营权合作，这势必会给未来发展留下隐患。第一，土地经营权合作非产权合作，因为经营权不含转让权。第二，如果农民只有经营权，土地日后一旦要被征用，合作社无权参与价格谈判，农民的利益也就难有保障。 王东京给陈伟市长的建议是，政府应大胆出手，及早给农民颁发产权证。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当记者在10月13日来到徐庄土地合作社时，发现由山亭区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已经出现。据高崇銮介绍，为规范、扶持合作社健康发展，区镇两级党委、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建立了农村土地产权交易服务所，并向农户确认了农村土地使用产权。9月14日，举行了交易所揭牌和徐庄土地合作社《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的发放仪式。 徐庄土地交易服务所坐落在通往徐庄镇的公路旁，是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楼，大厅里设立了农村使用产权申请登记、价格评估、信息发布、洽谈交易、合同鉴定、档案管理等6个服务窗口，还在二楼设立了土地使用产权纠纷调解庭。不过可能是因为刚刚设立的原因，交易所还显得比较冷清。 记者在一份“产权证”上看到，上面登记有土地使用产权所有者的名字、地名、位置、土地等级、面积等内容，产权起止日期为“2008年5月1日至2028年9月15日”。 让人觉得新奇的是，通过交易服务所登记的土地使用产权土地面积1727.3亩作为产权抵押，获得了农村信用社融资贷款45万元。王东京教授的预想正在实现。但这种做法是否有违现行法规，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现在仍没有一个明显说法。钱还是最大难题
据张凯华介绍，现在合作社将入社的土地分为5个园区经营，其中板栗园区972亩，2花椒园区386.7亩，优质桃园区139.2亩（包括核桃102.5亩、大樱桃5亩），粮油园区121.9亩，经济观光林1250亩，分别独立核算。 几个园区所采取的经营方式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粮油园区模式，由合作社经营种植，主要是几个发起人负责种植。按照规定，每个入社的农户需要按照100元/亩的价格缴纳生产费用，之后全部交给合作社管理，化肥、种子、灌溉等费用统统包括在内。收获之后，按照土地入股的多少进行分配，当然要扣除一些管理费用，并留存部分合作社集体积累和风险基金。 这样的条件是非常诱人的，因为按照村民的计算，冬种小麦,每亩地种子、化肥和播种的费用,总体算下来需要300多元,现在加入合作社的成员每人只需要出资100元,这样的好事自然谁都愿意。 而其他几个园区的经营，则采取了公开招标，由种植大户承包经营的模式，合作社统一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记者了解到，以林果园区入股的农户和合作社之间签订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经营合同书》，经专业机构评估之后，双方约定好每亩地的流转价格，在每年12月31日之前，合作社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农户。记者得到的一份合同书上显示，一片中等质量的花椒地，每亩的流转价格为500元/年。同时规定，如果一方出现违约行为，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为总金额的30%，造成对方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为损失额的20%。据农户反映，这样的条件同样是大家愿意接受的。 将这些果林转包给那些种植大户时，合作社一般收取的费用会比当初和每家农户约定的高出几十元。“这也是合作社统一经营带来的好处，因为有了合作社的统一支持，那些大户也愿意承包这样的果林。”张凯华说。 现在，粮油园区经过统一平整、耕种，能够看到露出来的小麦嫩芽了，以前这块地被20多户承包。张凯华指着一块两亩见方的土地说：“过去根本没法进行机械耕种，只能用人工，现在可以使用小型机械了。由于地块变大，耕种的费用也降低了不少，以前一亩要80多元，我们谈的价格是65元。”成立合作社给生产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 但张凯华也承认，目前的困难仍然有很多，“最大的还是资金。合作社只有依靠规模效益才能有出路，但是要扩大规模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凭我们现在的实力显然是不够的。”那一笔45万元的贷款已经全部花在了农资采购和小麦种植上，因此，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村民要求加入合作社，但张凯华已经不敢扩大规模了，只能再等一等。 问起合作社几位发起人的报酬问题，张凯华说自己还没有考虑，“一切只能等合作社有了规模效益之后再说。”记者注意到，说这话的时候，这位40多岁的农民满脸真诚。一线调查（之二）民选村官“追租”遭遇“死亡恐吓” 顺德土地经营权出租试点“暗流涌动” 红油漆，白蜡烛，反锁铁门，冥钞散落一地……2008年10月10日凌晨，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新隆村主任陈继新的家门口再次遭遇了一场“死亡恐吓”。 作为新隆村史上第一位通过公布“施政理念”竞争当选的村主任，在竞选之初就决意推行“财务改革”的陈继新意识到：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试验，既给村民带来了好处，也在10多年的试验中累积了许多“利益问题”，而触及这些“利益问题”则随时可能给自己惹来“血光”之灾。 据陈继新介绍，自其上任以来，已经连续遭遇5次恐吓，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一批村内青年在冲击、打砸村委会办公室后，企图将其从4楼窗户“丢出去”。争夺“村官” 陈继新，新隆村人，今年54岁，小学文化，子女从商，家境宽裕。2008年3月25日，陈继新决定参选第四届的新隆村村委主任，并在村内大街上悬挂起了一幅5.5×6米的“施政理念”。就是这样的一份“施政理念”，让陈继新获得了绝大多数村民的支持，并最终在第三次民选中，以大比例票数竞选成功。 记者事后了解到，陈继新的“施政理念”主要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承诺本人将公平、公正、公开做好本职工作；将村内一切基建工程公开招标；将村内财务一切收支明细公告；对本村所剩的土地、厂房、租地转让、买卖等由本村乡民决定；妥善解决村内的债务、占用等问题；不让损害村民利益者得逞。 “新隆村历史上的前三届正副村主任都是由党支部正副书记兼任的，从政策上讲，只要能选上，兼任并无不可。况且在当时，一部分村民接受了部分干部的所谓‘节约’意见，认为如果一个村同时拥有两位书记、两位主任，那么就会增加官位，增加了村里的行政开支。”新隆村一为陈姓村民告诉记者：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新隆村开始了连续9年党委书记、村主任和股份社理事长由一人兼任的历史。 “但是在这9年中，村民们并没有感受到官员减少所带来的成本节约，反而村里的行政开支是年年攀升，村民的股份收入是远远滞后于当地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与此同时，由于三权合一，村里的土地出租常年不经过公开招标，村民对租金是否合乎市场正常价格完全不知情。对于一些黄金地段，在其出让金明显低于市场，绝大部分村民都表示反对的情况下，村委会还是把地卖了出去。正是这些事情，激化了村民要改变基层组织权力结构的愿望。”陈说。千万“欠租” 曾几何时，将农村集体土地出租，然后村民什么都不用干，一年下来就有数千、甚至数万元的分红，这种新时代的“农民”生活是许多内地农民所梦寐以求的事情。 但是，当陈继新走马上任之后却发现：富裕的新隆村现今的欠租已经高达1300万元。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不能花的钱也已经花掉了。“比如卖地基金，这笔钱是在遭遇自然灾害时才能动用的，但现在已经花掉了。”陈继新说道。 “新隆村是一个户籍人口仅3600多人的小村，但改革开放后，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新隆就成为了全国首批‘亿元村’之一。目前，新隆村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乐从家具市场的生产腹地，是乐从镇重要的家具基地。”据新隆村村民小组组长陈国津介绍：9年前，新隆推行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设立农村股份合作社，当时村民每股分红为300元。9年后，村民每股分红仅上涨到960元，村民收入的增长明显与新隆本身的经济增长水平严重脱节。 更让陈国津感到忧心的是：“由于许多提留资金已经花光，如果不马上追回1300多万元的欠租，整个村委会未来将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年底的分红也将无法发放。” “有些欠租，时间跨度长达5年无人问津，这显然是不正常的。”陈继新告诉记者：有些欠租是涉及以前的干部家属；有些欠租则是由于监管缺失，常年无人催缴；还有一些欠租是由于民众的埋怨情绪，比如上届领导卖地，村民不同意，但地还是卖了，于是村民怨声四起，就集体不交租了。 但是，在上任村官的第一天，陈继新的工作却不是催收欠租，而是大力推行财务改革。陈继新表示：“所有租约都是签有法律合同的，没理由不追回来，最严重的要采取法律手段。当前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堵住不合理支出的漏洞，建立透明的财务制度，重建租户对村委会的信心。” 新隆村一位陈姓村民对记者说：“许多问题都是由于不公平的经济环境逐步累积下来的。很简单，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不交租，就会有其他人效仿，既然他跟领导关系好可以不交、少交，那么自然我也可以不交！同样的道理，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抢占集体用地，那么其他人自然也有理由去抢占集体用地。最后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多笔”分权 从上任第一天开始，陈继新就把村干部及内部各部门的消费开支全部转为提前7天打报告，然后再从市场上打价，确定合理的购买价格。“以前各部门采购，都是先把钱花了，再拿发票回来签字。现在不行了，比如采购一批灯泡，要提前7天申请，然后我们进行市场比价，在同等质量下挑最便宜的买。”陈继新说道。 在财务报表上，陈继新则力推第三方审计。“在以前的财务报告中，都是村里的财务一支笔说了算，经常会出现无法说明用途的‘其他支出’。比如，村委会属下的事业单位，其外出旅游开支就不应公款报销。我们现在要全部把收支明细化、规范化、具体化。以后我们要将村内的财务报表先上报上一级镇政府审查，然后再面向全村公布。”陈继新告诉记者，目前新隆村是乐从镇唯一一个不将财务报表经过第三方审计就对外公布的自然村，由于科目设计不规范，村民根本无法对股份社的真实财务状况作出客观判断，可以说是一笔常年累计下来的糊涂账。在上任初期，新一届的村委会班子，甚至连财务报表都拿不到。 更为重要的是，在审批制度上，陈继新力主建立起一个“多笔”分权的制度，以求相互监督。“以前新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和股份社理事长均由一人兼任，这就形成了一笔制。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审批流程简单，这就容易形成许多铺张浪费、甚至是贪污腐败的监管漏洞。”陈继新告诉记者：按照新的“多笔”制，其中10000元以上的开支，必须由村的正副书记、正副村主任和各位委员共“六支”笔审批。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试运行了一段时间后，陈继新发现，村委会一年600多万元的花销，可以大幅度削减200多万元。为此，陈继新开心地在村民代表大会中宣布，“目前全村共有6500股，我们决定今年将每股分红提高30%，老人金提高50%，恰好是节省下来的200多万元成本支出。”
利益冲突 从上任第二个月开始，陈继新领导的村委会才正式发布通知追收历年的欠债，并且给了所有欠租的租户30天的交纳准备期。逾期不交者，村委会将对其采取法律行动。在短短30天内，陈继新便收回了900多万元的欠租。 据了解，2001年10月原顺德市（现佛山市顺德区）被国土资源部和国务院法制办列为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试点。2002年11月，原顺德市政府公布实施了《顺德市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此项试点工作。 “目前，所有顺德的农村，将集体用地集中出租经营，已经是一种常态。在此背景下，不单新隆村，顺德的许多个村庄都存在欠租难收的难题。但是，我们只用了30天的时间，便收回了90%的欠租。”陈国津说，目前，周边的村庄都希望复制新隆的成功经验。 然而，随着陈继新改革计划的深入，其触碰到的利益冲突也变得越来越尖锐。一些长期拖欠村里土地租金、厂房租金、鱼塘租金的村民，面对陈继新等人催收欠款的行动产生了抵触情绪。2008年7月1日上午，陈继新正在办公，由于租金问题，几名村民前来与陈继新交涉，由于意见不和，村民们按捺不住情绪抢先动手，刹那间，陈继新被打得头破血流。 陈继新告诉记者：“按照竞选前的承诺，下一步，我们还将会对村内的违法占地进行整治，把多占的土地收回，对于全村职权范围内的基建工程，全部实行公开招标，对于村内大土地、厂房出租、买卖，我们也将全部由村民代表决定，并且将土地的出租或者买卖价格公开化！” 如今，为了保护陈继新的安全，部分村民们开始自发地去为陈继新看门，接其上下班。 曙光闲话 何处再寻“小岗村”？ 与先前人们热议的不同，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虽然将农村问题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但并没有提及人们所猜测的“土地流转”问题，公报中有关土地制度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土地制度改革不重要，而是太重要了，必须慎之又慎。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夕，9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专程前往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祥地——安徽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在那里，胡锦涛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充分表明了中央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视与审慎。 今天人们再谈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三十年前小岗村18户农民按手印的时代背景及所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了，尽管我们仍然可以赞美当时这几个农民的“首创精神”，但现在农村问题的复杂程度和难度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一是所面临的风险不同。当时分田单干的主要风险是政治风险。只要政治观念上能突破，政策能放开，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家庭承包，分户单干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很多地区就实行过，效果非常明显。只是由于“文革”的极左思潮，划小农村生产核算单位成了不可触及的禁区，才使问题政治化了。而目前涉及到中国农村土地的改革，并不仅仅是思想观念的问题，更多是复杂的利益调整问题。这其中有农民之间的利益调整，城乡之间的利益调整，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利益调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调整，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调整，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调整，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的调整，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调整，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利益调整，工业与农业产业之间的利益调整等等。涉及的利益主体越多，风险就越大。三十年前的“一包就灵”是零和博弈，只要蛋糕做大了，人人都高兴，所以小岗村的农民振臂一呼，中央改革的决心一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就天下风行。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面对众多的利益主体，任何一方利益处理不好都有可能出现动荡。所以，三十年前是简单风险，而现在是复杂风险。 二是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三十年前农村要解决的就是一个吃饭问题，只要吃饭问题解决了，就算改革成功了。但现在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远不止是解决一个吃饭问题。解决温饱不易，解决富裕难，解决共同富裕就更难。现在中国农村未能解决温饱问题的，主要是自然条件恶劣的偏远、高寒地区，还有少数因灾因病致贫的农户。解决这些地区和农户的温饱问题，目标明确，只要政策得当，财力充足相对容易些，而要破解“二元经济”问题则要复杂得多。 目前农村遇到的并不是简单的土地问题。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后的1984年，中国农业生产达到了高峰，但很快就出现了农业生产的长期徘徊。这并不是农民不再往土地上投入了，而是工业与农业的比较效益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农民再次发挥了“首创精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大办乡镇企业，我们以为找到了一条解决难题的捷径。但普遍小规模、低技术、缺人才的乡镇企业未能真正破解“二元经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大批乡镇企业倒闭破产。这时中国农民又一次发扬了“首创精神”，大批农民离乡进城，组成了1.2亿的农民工大军，以候鸟方式往返于“二元”之间，一方面促进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减少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本。所以，现在中国农村遇到的不仅是土地是否可流转的问题，还有工农业的比较效益问题、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城市化进程加快后的就业问题、农村社会组织建设问题、农民的民主权利保障问题、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等等。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综合、长期、系统及有战略构架的改革，在目前情况下，仅靠土地制度改革的单兵冒进是不太可能的。如土地可流转，土地的使用性质能否改变？谁有权改变？通过什么程序改变？土地流转价格及利益分配机制是什么？偏远农村如何能分享城市化利益？土地流转后农民的社会保障、生计如何解决？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均须深思熟虑。时过境迁，小岗村“一招鲜” 式的改革恐怕很难再现。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