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合俊已经人去厂空，只留下一个烂摊子等待收拾。这是近期中国出口加工制造业危机中的又一次“大事件”，同时也警示曾经创造辉煌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了十字路口。图为事发后东莞当地警方在合俊厂内值守。
合俊倒闭预警
●本报记者 吴程涛 张业军 唐清建 梁宵 陈纪英报道
编者按
玩具生产商香港合俊设在广东东莞的生产厂突然倒闭，因其涉及数千万元的巨额补偿金而格外引人瞩目，它牵连出的一大批“隐形”的工厂和工人，更令看上去一度极为繁荣其实又相当脆弱的中国出口型加工制造产业链的某些灰色地带，头一次清晰地呈现在局外人眼前。
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八个字来形容中国出口型加工制造业的现状，一点都不过分。这个曾经率先刮起中国经济奇迹旋风的产业，今年先后经历了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银根紧缩、贷款困难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海外订单流失等诸多磨难，喘息未定，又猝然遭遇铺天盖地而来的新一轮全球金融海啸，前景实在不容乐观。
合俊玩具厂不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倒下的第一个制造业厂商，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它的倒下再次及时地提醒我们，当前中国经济要延续奇迹，急需新的思路，新的突破。
是不惜代价向这个频频告急的产业“输血”以维持GDP增长的漂亮数据，还是调整思路，果断决策，寻找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这可能是一个事关中国未来的抉择。
一线调查
合俊玩具厂轰然倒地，其身后各式“隐形”工厂或将有一波强烈“余震”
合俊灰色地带隐现
当数以百计的媒体记者聚焦于此，当7000多名嘈杂的工人逐渐散去，当2400万元的樟木头镇政府善后款拨付完毕，没有人发现，在香港上市公司合俊集团（2700.HK）下属的东莞合俊玩具厂倒闭的背后，还有一处“不存在的工厂”和一群“看不到的工人”。
这些神秘的“工厂”没有在当地政府注册，没有直接的雇佣关系，有一些配套厂房甚至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交税。在东莞官方的经济统计中，他们的产出不计入GDP，他们是“不存在的工厂”。
10月28日，当记者重回被喻为“金融海啸袭击中国实体经济第一案”的东莞合俊玩具厂时，紧闭的大铁门似乎暗示着这里的一切已经恢复平静。但是，作为国际著名玩具商美泰在中国境内的前十大代工商之一，随着合俊玩具厂的轰然倒地，紧紧捆绑在其身后的各式“隐形”工厂，相信还将迎来一波强烈的“余震”。
“消失”的工人
“合俊倒掉的其实是两个厂区、三个车间。”已拿到樟木头镇政府垫付的工资，与老东家撇清雇佣关系后，原东莞合俊玩具厂会计组员工李云（化名）才敢向记者吐露实情。原来合俊在东莞一共有两个厂区，一个是位于宝山工业区的合俊，另外一个位于樟洋工业区的俊领，员工合计近7000人。除此而外，在合俊玩具厂的华业、德联和俊基三个仓库中，俊基仓库实际为生产线车间，只是没有进行工商注册。
据说俊基倒闭前，该车间普通工人曾接到中层干部警告：不得对外宣称是合俊的员工。原合俊压炼部一名工人透露：“俊基的存在很奇怪，他们的工人由合俊管理，生产、物料、运输都跟其他厂区一样，就是对外不能说是合俊人。”
如今合俊突然倒闭，俊基员工也已全部失业。但记者在东莞数天的采访行程中，均无法联系到任何一位俊基仓库内的生产员工，估计厂方很可能已提前跟这些员工进行了某种协商。
李云告诉记者，俊基生产线主要生产的配套产品，是合俊与某企业的合作项目，为了节省双方的物流成本，某企业负责俊基仓库的租金和生产线员工的工资，而合俊则负责生产安排和日常管理。
“这些工人在劳动关系上属于某企业，在管理关系上属于合俊，这便是合俊在倒闭前不允许他们承认是合俊员工的原因。”李云说，“不然企业倒闭后的欠薪自然就必须由合俊支付。”
基于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俊基生产线及其工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存在的”。樟木头镇政府宣传办接受记者咨询时明确表示：政府不知道俊基厂区的存在，在总金额2400多万元的政府垫资方案中，也没有俊基厂区员工的名单。由于员工并非由合俊雇佣，在合俊的上市报表中，这一厂区也是不存在的。对于与合俊合作的某企业而言，既然工人不归其管理，在其管理体系中，这些工人也是不存在的。
唯一存在的，是俊基每年生产的玩具配件，被源源不断地送进旁边的合俊工厂，经过进一步的组装加工后运往美国，并成为中国每年庞大玩具出口额的一分子。
“隐形”的工厂
除了俊基，在合俊玩具厂紧密的产业链条背后，还存在着一批“隐形”的配套工厂。
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产业的链条依存关系很大，一家企业的日常生产运作，通常需要其他数十家甚至上百家企业为其提供支持，通常涉及一到数个不同产品或工序的配套生产，例如包装、模具、五金配件等等。
“东莞每10家企业中，可能只有1家是做成品的。”樟木头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上下游配套企业群中，有一批拥有上百名员工的个体工商户。”
该人士称，这些以个体工商户名义注册的企业，更像是一支游击队，因为个体工商户税额比较低并且是固定的，为了节省成本，一些本地老板只是注册了一个“个体工商户”的牌照，然后分别在几个地方租铺面，各自请来十几个人工组织生产。为了应付工商部门检查，他们还会将“个体工商户”的牌照到处轮流挂几天。
这些“个体工商户”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不可能接到美泰订单的，唯一的生存空间，就是承接拥有玩具出口资格企业的配套业务，或是为合俊这类大型玩具企业，甚至是合俊下面的配套企业提供常年的代工服务。如果出口形势看好，订单多，他们就不断地扩充店面，或干脆直接租一个大仓库，挂着“个体工商户”的牌照组织生产。如果订单减少了，他们则马上减少工人，因为聘请的都是临时工，不存在强制性的财务制度，随时可以集体裁员乃至直接关门倒闭。
受美国金融海啸的影响，珠三角地区海外订单正在减少。让上述业内人士感到担心的是，像合俊这类“龙头”企业倒地后，下游配套企业如果找不到新的门路，自然也要跟随倒闭，这些不在官方统计之内的“隐形”工厂倒闭所波及的人群和所造成的冲击，比一般人想象中大得多。
扭曲的“链条”
在“隐形工厂”的链条支持之下，中国厂商为众多欧美国家常年提供物美价廉的玩具。
一位美泰某代工企业前厂长告诉记者，按照许多跨国公司的采购价格和环境标准，很多代工企业根本没有利润，跨国公司不想背责任，在订单合同上注明了社保、劳保和环保条件，但他们又不愿意提高采购价格。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QC员（负责品质控制，相当于产品检验员）对接单企业的转包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是默许代工企业层层转包吗？”他说。
外商采购的价格低但质量标准却不能变，由于原料成本大致固定，第一手接单的企业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想办法，比如把部分工序转包到劳工环境较差、劳工工资较低的企业，化解成本压力。后者也面临成本压力，只有“依样画葫芦”，再将部分简单工序外包，接单者中就有很多根本没有工商注册的厂子或作坊，它们税负更低，员工也不用买社保，更能承担低成本。
自2006年起，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人民币持续升值、出口退税持续下调，到了今年，整个东莞玩具代工产业链条已经是“无利可压”了，一个新的“拖欠链条”又开始形成。
“樟木头政府的人骂我们傻，说明明和合俊有欠款还维持业务往来。我们现在就是怒火中烧，有苦说不出！”樟木头合创达塑胶厂的一位庞姓负责人说。今年1月以来，合俊拖欠该塑胶厂数额不菲的加工款，分文未付。
吴敏是东莞千样服装加工厂的两名投资人之一，从去年3月起，他们为合俊属下的俊领加工生产儿童跳床。据吴敏称，一开始他们就感觉俊领的加工费很难拿，比如某个月应收20万元加工费，通常只能拿到几万元或十几万元，而且，每个月俊领都要从加工费中再扣除10%作为押金。按双方约定，押金必须在交足产品之后退还，但去年7月以来，所有押金均未退还。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合俊原料供应商告诉记者，合俊拖欠其原料款达数百万元之多，现在已不敢抱有太大希望讨回了。
该供应商抱怨说，表面上看，东莞的玩具产业很繁荣，实际上能直接拿到美泰这类大客户订单的没几个，小企业必须为大企业做配件才有生存的空间，生意不好做，利润越来越少，很多以前定的规矩都变了，甚至变得没有规矩，顺着产业链，钱一层层地欠下来。
“上游企业没事，大家还能保住一点利润，万一上游企业倒闭了，我们都得担风险，最后倒霉的肯定是没有注册的那批生产车间的工人，因为整个产业链条已经扭曲变形了！”该供应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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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DNA
合俊涉嫌有计划转移资产
合俊玩具厂突然倒闭，是特殊个案还是玩具业整体危机？是受到全球金融海啸冲击还是因为投资失败？这些问题，目前在广东制造业界引起了激烈争议。
广东省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李卓明认为，合俊集团的倒闭只是个案，既不是企业的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也不是行业经营情况严重恶化，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今年上半年华南水灾造成重大损失，影响了盈利能力；二是企业盲目投资矿产，投资失败导致资金链断裂。
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合俊是有目的地借机离开，根本原因在于广东加工贸易产业环境的恶化。他们的理由是：在倒闭前夕合俊公开的交易记录上，隐藏着一些可疑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交易。
2007年10月30日，合俊决定以3.09亿港元收购福建宁德市天成矿业有限公司属下大安银矿的勘探权，这一事件一直被外界解读为是合俊投资失败的典型案例。
据合俊上市公告显示：天成矿业拥有银矿500吨，以及部分金、锌、铅及铜矿。但由于该矿迟迟未取得开采证，合俊的投资一直不能产生实际效益。根据此前双方约定，如果不能取得采矿许可证，双方交易将会终止，天成矿业须退还合俊已支付的现金。但到了今年5月5日，合俊却发布公告称，由于天成矿业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取得采矿许可证，订约各方协议将履行时间延至8月31日。
如果说合俊此项投资是因为决策失误，那为何在经济大环境不景气、自身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他们还不直接将已支付的2.69亿港元收回？
与此同时，合俊还有一笔交易同样让人匪夷所思：2006年11月底，合俊发布公告称，合俊与雅田国际玩具公司签订初步为期三年的长期合作协定，成为雅田遥控车及路轨车产品的唯一生产商。根据双方协议，雅田会将东莞的生产基地交由合俊管理，合俊须承担该生产基地成本。当时，合俊的公告并未披露其需承担多少成本，但协议签订不久，雅田玩具厂就宣告倒闭了。
除此以外，合俊两个月前的一笔交易，还可能是虚假交易。今年8月，合俊集团发布公告称，以2700万港元向Top Bright出售清远市佛冈县的一幅土地。据悉，这是早前合俊在清远扩张生产时买下的厂房用地，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同时，Top Bright又向合俊收购两个玩具专利和生产模具及其贷款，作价1000万港元。
令人吃惊的是，佛冈县汤塘镇政府官员接受记者咨询时，却否认这一土地已经易主，并表示，“合俊清远工厂所在地的地皮使用权仍为合俊，国土部门并没有双方转让的相关情况。”
据此，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玩具加工贸易产业环境的恶化，一些投资企业可能会以金融危机为契机，逐步转移资产，退出市场。早在合俊之前，东莞已有多家大型玩具企业倒闭，它们分别是：东莞最早生产玩具的企业之一寮步安年玩具厂，今年春节过后悄然关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落户东莞的厚街溪头玩具厂，几个月前已经停产，目前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此外，李嘉诚旗下的上市公司和记港陆（0715.HK）从去年年底起即陆续转让其所持有的玩具产业资产，2007年12月转让了其所持有的中山国际玩具81%的股权，今年9月再次转让其所持有的东莞冠越81%的股权。和记港陆在这两笔股权转让中总共亏损近600万港元，由此也标志着李嘉诚基本上从玩具产业退出。
新闻视野
“腾笼换鸟”还是“改笼育鸟”？
加工贸易“转型困局”之东莞样本
东莞市各镇的政府官员大都记得一个遗憾的故事：曾经有一家跨国公司的投资考察代表想到东莞找一块100亩连片的空地，找遍了几个经济发展活跃的镇，结果无功而返。
显而易见的是，面临产业升级转型压力，即将被边缘化的东莞首先要有足够的可再利用土地，才能实现“腾笼换鸟”。而“土地资源套牢”只是东莞政府和企业面临的其中一道难题。
谁掌握土地“命门”
外界一般认为，东莞加工制造业占据的大量土地之所以无法腾出来以发展新的产业，主要原因在于东莞市政府担心现有产业转出将令GDP迅速下滑。但据记者采访，由于历史原因，东莞土地困局的真正阻力，并非来自市一级政府，而是来自下辖的村、镇。
1982年，国家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当时的东莞县将农村土地分租到户。后来随着经济实力和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东莞正式升格为地级市，它也是国内少有的“无区级单位”的地级市。由于农村部分土地已分租到户，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东莞实行的一直都是“四轮驱动”模式：即市、镇、村、个人四个层次同时招商，各层次的土地价格和面积都不一样。在加工制造业起飞后，出现各类中小工厂和仓库云集的盛况，反而造成了今天东莞的土地利用难以规模化的窘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加工贸易局势的变化及本市土地资源的日趋匮乏，东莞市政府决心努力提高产业水平和土地价值，但历次改革大多以失望告终。如政府曾经试图通过提高土地出租金将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不守法的企业转移出去，但最后却无疾而终。
东莞劳动局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厂房及住宅出租成为东莞各镇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因此村民和村集体与承租厂形成了稳定的利益关系，土地出租权和定价权也控制在他们手中，市一级政府希望提高租金“腾笼换鸟”，但村一级集体为了自身利益却拒绝提租。
从“路径依赖”到“路径锁定”
长期关注珠三角经济发展模式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张永宏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东莞经济的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包括“三来一补”企业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订单，严重依赖本地廉价土地资源和政商关系，严重依赖低成本的廉价劳动力，如果不能顺利转型，就有可能面临“路径锁定”的危险。
据东莞当地学者透露，对于加工贸易的产业定位，目前东莞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有政策研究部门认为，东莞产业升级必须通过技术创新，不能依靠加工贸易，但外经部门则强调“三来一补”是东莞的经济支柱，不能轻易改变。由于意见不统一，制约了东莞在产业升级战略上形成统一、完整的规划。
与此同时，基于加工贸易产业链条下的“利益捆绑”，也对东莞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一定阻力。据东莞市某企业负责人介绍，东莞相当一部分的加工贸易企业表面上是港资，实际上都是本地人为了享受税收优惠，在香港注册后再转回到内地的“假外资”。
这些假外资与地方有着密切的利益联系，他们甚至是镇、村的经济支柱。如果将他们转移出去，可能导致地方财政破产和村民主要经济来源中断。要推动这些企业转型，就必须进行系统性的规划。
最近东莞又提出了“改笼育鸟”的产业升级新思路，据说得到了政府和企业的支持。但东莞某大型外资企业一位技术中心负责人认为，政府官员及当地企业都需要冷静思考一下，东莞具备“改笼育鸟”条件的企业有多少家？虽然有些企业技术水平已是世界一流，但绝大部分中小企业既缺乏核心技术，也缺乏市场营销能力。
与此同时，东莞许多所谓的“外资企业”，实质上只是一个生产车间，其行政、市场、设计总部都在香港甚至海外，根本不具备“育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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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在线
反思：中国经济内忧大过外患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张文魁
我们忽视了内部因素和内需下滑的严重性
把焦点都集中在外部影响和外需萎缩上是错误的，因为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外部。
《中国经营报》：10月27日的亚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和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态势，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有限性”和“可控性”呢？
张文魁：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只有那些持有国外股票债券等资产的机构会受直接影响。它对我国经济产生的间接影响主要在出口方面。实际上，今年初沿海地区出口型的企业就开始感受到国外订单减少和货款拖欠的压力，一季度起出口就明显放缓，这种情况至少一直持续到明后年甚至更长，明年可能还会更差一些。也就是说，持续的外需萎缩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现在把焦点都集中在外部影响和外需萎缩上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因为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受到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影响和内需下滑。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措施防止aihuau.com我国经济增长“失速”。譬如现在我们不断提高出口退税，以应对外需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对拉动内需认识不足。说得不少，有力措施还没有。外需放缓，会影响我国GDP两个多百分点，如果内需显著下降，GDP下降就远远不止这一点了。你看现在钢铁、有色金属、煤炭、发电、住房等产业显著下行，哪一个是外需为主的产业？
《中国经营报》：相比于国际金融危机，内需下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和严重？
张文魁：是这样。我认为，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国内经济周期转折的共振作用当中，大家对前者关注比较多，其实后者才是问题的本质。即使没有前者，我国经济下行也是不可避免的。自2002年起，我国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2003年到2007年，GDP连续五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去年达到11.9%，这种增长势头有其内在的规律，除了受益于加入WTO之后的全球化加深带来的出口高速增长以外，更主要的是内需突然爆发，起带动作用的是“新新三大件”，即住房、汽车和信息产品。上世纪80年代有“老三大件”，即单车、手表、缝纫机。90年代是“新三大件”，即彩电、冰箱、洗衣机。2003年到2007年，我国房地产开发和销售量、汽车产销量、电脑等信息产品产销量都增长了好几倍，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刺激了经济高速发展，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过去两年出现“透支”现象，不但需求透支，价格也透支，最终形成了泡沫，今年泡沫一破灭，内需不可避免下滑，不但房地产，钢铁、汽车、建材、有色、电力、煤炭等行业都受影响，股市泡沫破灭也使得财富缩水，对其他方面的消费都产生影响。如果说内需下滑和外需下滑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就是都由过去的透支造成，只不过美国的透支实在是太久、太厉害了，五年甚至十年都缓不过来，中国则要乐观得多。
当务之急是启动国内投资，而不是国内消费
收入增速在降低、财富还在缩水，就业形势也不会更好，消费怎么可能再往上呢？
《中国经营报》：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看来的确要依靠内需，那么主要通过消费还是投资来恢复经济增长势头？
张文魁：最近一些专家学者都提出要扩大内需，但更看重消费需求，十七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这一点。但我认为，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平均在23%左右，这是1995年以来最高的涨势，扣除物价上涨等因素，涨幅也应该在16%左右，已经很高了。我们的消费需求增长都这么快了，还有提升的空间吗？我认为消费增长已见顶，下一步可能会下滑，因为收入增速会降低、财富还在缩水，就业形势也不会更好，消费怎么可能再往上呢？
所以，我觉得扩大内需，现在最主要靠投资来拉动。今年前三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比去年同期加快了1.3个百分点，很多人觉得还可以。不过应该看到，目前一些固定资产的投资，都是以前延续下来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现在房市萧条，房地产投资会逐渐下滑，必将拉下固定资产的投资总量。如果不立刻采取行动加大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和速度，明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会降到8.5%左右甚至更低，表面上看8%左右的增长速度仍然较高，但是相比去年接近12％的速度，下降幅度达到三成，结果会怎么样？就好比高速开车突然刹车，车上的人就会由于惯性向前冲，会出现恶心、呕吐等不适，经济发展也同样。
《中国经营报》：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你认为有哪些投资方向具有市场前景？
张文魁：现在看，至少有这么三个方面的投资。第一，就是轨道交通建设投资。1998年刺激经济主要是修公路，那么2008年刺激经济主要应该修铁路。在国内，很少有东西有钱都买不到，但铁路就是此类为数不多的瓶颈部门中的一个。另一方面，铁路与其他的运输方式相比，过去五年、十年，甚至三十年，都是发展最慢的。20年前，我们基本上没有高速公路，上世纪90年代初最早建成的高速公路沈（阳）大（连）线仅几百公里，1997年才不过数千公里，现在差不多6万公里，增加了10倍不止；而铁路，过去5年从72000公里到78000公里，增长了不到10%。放眼其他行业，汽车从200万辆到800万辆，钢铁从2亿吨到5亿吨，煤炭从12亿吨到24亿吨，没有一个不是翻倍增长的。民航航线、远洋航线的里程数也是一样成倍增长，只有铁路的增速慢。再一个，铁路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比公路强。
第二是环境生态建设投资。这包括废弃物处理和利用，水土整治、环境保护、生态改善等方面。城乡的垃圾、废气、废水等一系列处理系统现在还远远不够，急需大量的投资，不光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都需要解决垃圾等废物处理的问题。中国水资源短缺，但水的浪费却非常严重，因此要建立新的灌溉系统，这具有战略重要性。
第三个是产业升级投资。近年来我们的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下滑很快，从17%、16%到12%、11%，必须要当机立断实行产业升级，以提高国际竞争力。过去几年中，工业之所以高速增长，一方面是遇上了新一轮高速发展周期，另一方面是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对工业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90年代末经济萧条时，我国对工业大力投入，实施产业升级，1997年，我国的钢铁工业可以说是全球主要经济国家中设备最落后的，经过后来几年的改造，钢铁的工艺技术、设备水平一举从落后到先进，能耗、水耗也大大降低，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纺织工业、机床等产业在那几年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到经济上行的时候，收益非常大。
《中国经营报》：当前需要进行的产业升级与1998年时有何不同？
张文魁：这次的产业升级投资和上次不同，上次主要是投资硬资产，如进口设备等，但这次主要应该是投资软资产，即控制系统和管理系统。如今我们许多设备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流程和系统的信息化程度不够，控制体系比较落后，所以下一步要大力促进制造业的信息化。例如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已经提了很多年了，美国50%的企业都有ERP，而中国不到0.5%，这其中当然有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也不能不看到我国企业管理水平的相对落后。另外还有供应链管理等都很落后，举个最直接的例子，这次“问题奶粉”事件就是在供应链出现的问题，我们的奶企都有国际一流的设备，但供应链管理没有跟上，才会在中途出现违法添加三聚氰胺的情况。
到财政政策发威的时候了
眼下过多使用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我认为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
《中国经营报》：我国现有经济体系是否具备应对此次经济下行期的能力和条件？能否安然过渡到下一个经济增长期？
张文魁：就我个人判断，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与1998年的情况非常相似，但比1998年经济下行时间要短、程度要轻。1998年到2002年的经济颓势持续了5年，这一次时间会缩短为一半；那一次的GDP增速降低到接近7%，这次如果立即采取有力措施，GDP增速能保持在8.5%以上。
这样判断的理由是：第一，这一轮经济周期我们的需求没有释放完毕，住房、汽车、信息产品这“新新三大件”的需求都没有释放完毕，而1998年时彩电、冰箱、洗衣机等“新三大件”的需求基本上释放完毕，但新的高增长需求点还没有发育出来。
第二，我们的金融体系和财政体系与1998年相比要强健得多。1998年银行业不良贷款比率实际上达到25%，基本上处于技术破产的状态；财政收入只有几千亿元，捉襟见肘。而现在，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仅为5.5%，人民币存款达到45万亿元，贷款只有30万亿元。今年的财政收入可以达到6万亿元左右，与1998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加大加快投资的力度和速度，具有充足的条件。
眼下过多使用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我认为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应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也不能像很多专家说的那样去减税，而是要在明年大发国债。减税并不能刺激消费，大发国债并配之以一些结构性的政策，才能刺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如果当机立断、措施得当，我们完全可以在两年左右结束这一轮调整，进入新的经济发展周期。
对于企业来说，短期内主要的应对措施有三句话：回收现金，减量经营，优化存货。采取以上的措施，企业可以度过目前的经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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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闲话
三重风暴我们能挡住几重？
79年前的1929年10月24日，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从美国纽约华尔街刮起。当天道·琼斯指数大幅下挫，但是人们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不知道这场危机对自己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危机的最初几天，华尔街甚至弥漫着一种“节日气氛”，街道两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大家兴高采烈地围观那些神情沮丧的投机家们。但没过多久，人们就再也没有这种好心情了，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为美国全面的经济危机，美国的经济危机又演变成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几乎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场风暴的猛烈。
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30%，49%的银行倒闭，25%的就业人口失业，美国的流浪人口达到200多万。1931年，纽约市有记录的街头倒毙案就有2000多起，社会治安极度恶化。这样，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再到社会危机，三重风暴完整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今天，各国政府充分汲取了70多年前的惨痛教训，积极联手救市，力图以“有形的手”按住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虽然人们还无法预料这些努力最终的结果如何，但前车之鉴总会对人们有所帮助。至于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上一次危机中，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受损，德国从1929年到1932年，工业生产下降了40%，日本从1929年到1931年工业生产下降了32.9%，而中国则是北伐刚刚完成，国内情况略为稳定，国内生产正在恢复阶段。所以在上次危机中，中国经济受影响不大，甚至还出现了增长。但这次中国依然能幸免吗？
从发展阶段上看，本轮金融风暴是从信贷危机开始，转而变成金融危机，再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在金融危机阶段，由于中国的金融领域没有全面开放，虽然有一些金融机构购买了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资产缩水了几十亿美元，但损失毕竟有限，还在可承受范围之内。而实体经济方面，情况则要严重得多。
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的发展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国民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一般在20%~30%之间，即使像日本这样典型的出口大国，其外贸依存度也不过是20%左右，全世界平均的外贸依存度2003年是45%，而中国去年达到了78%。这样，中国的经济就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经济结构上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二是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呈直线发展。1970年时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5%，而到了2004年则超过了70%。从2000年以来，中国外贸平均增速26.7%，比GDP增长高出16个百分点。据测算，美国经济下降一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将下降1.3个百分点。
因此，本轮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影响很可能与其他国家不同。在欧美等国，其危机发展过程是从高到低，即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蔓延，最后影响到普通民众。而中国可能会相反，先是中间的实体经济受损，直接向两头蔓延，即：大批企业倒闭，向上影响到金融领域，使银行出现大批呆坏账；向下造成大批失业人员，直接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将直接暴露出中国社会经济的软肋——社会保障的不足。虽然中国政府近些年来开始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但总体上讲，中国经济在近些年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保障水平低，保障范围小（1.3亿农民工基本排除在外），保障体系不完整。即使按最宽泛的统计口径，目前中国能够享受到某种社会保障的人口也不过占总人口的20%。所以，在国家目前财政和外汇储备尚有能力的情况下，加紧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是对抗金融风暴的当务之急，而不能将社会保障工作仅仅停留在逢年过节送米送肉的“送温暖工程”上。
从另一个方面看，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决定，对于应对这场金融风暴另有一层深意。在中国，农业是吸纳劳动力弹性最大的行业，而农业的稳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制则是8亿农民最后一道，也是唯一的一道“社会保障”。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张曙光）
追踪报道
河南农地流转试验：公司梦凸现软肋
董小柱可能是中国产粮第一大省河南现在最有名的村干部了。今年9月上旬，这位沁阳市西万村村委会主任，向前来调研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当面介绍了本村土地流转的进展。
在那次西万村村民至今津津乐道的汇报会即将结束前，董小柱提出一条建议：早日出台支持土地流转的政策和法律，让农民心里更踏实。胡锦涛总书记的回答是：“小柱，你放心。”
西万村变身
2007年7月，经过10多次动员会后，西万村土地流转方案获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按照这份方案 ，同意流转的村民由接包方供应粮食，不同意的按现有人口和原有分地标准足额分给最好的耕地。
除一家犹豫观望的农户外 ，其余2096家农户当场签字画押。两天后，那家人也想通了，主动找到村干部要求加入。
实际上，说服村民不是一件太难的事。这个上万人口的大村，人均仅两分地，但因为地处河南、山西两省交界，是晋煤外运的咽喉要道，村办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众多，大都从事煤炭买卖和运输，村民们不愁没工作，并不只靠那两分地活着。
董小柱向胡锦涛总书记汇报时也提到，2007年西万村集体年收入5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7800元。而同年河南省农民人均收入仅为3852元。
董小柱本人就被公认为村里的生意能人，他做过加油站，跑过运输，现在经营煤炭，是村里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人，2004年他还到北京大学读过MBA。
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悠久的经商传统，让西万村选择了与众不同的土地流转模式：整村推进，公司经营。村集体和村里的商贸大户共同出资组建了维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德公司），其中村集体占51%股份，拥有控股权。
维德公司聘请了山东省农科院专家，对全村现有土地重新规划：村北600亩荒地不适宜种粮，调整为生态林区，村南1900亩肥沃的土地则成为优质的粮食高产示范区和高效农业园区。
董小柱心目中的公司发展蓝图是：5年内通过争取开发项目、吸纳社会资本等，投入4000万元，建设集高效种植、观光休闲、生态餐饮、循环利用为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农业示范区，重点客源是沁阳及焦作两地市民，后者距西万村仅30公里。
2008年，西万村夏粮丰收，小麦总产量比去年增加15万公斤，农业规模化经营优势开始显现。据河南农业大学专家测算，西万村2500亩土地整合后，每亩每年至少产生5000元的效益，年收入可超过1200万元。
流转的风险
早在2002年，沁阳市的水南关村等已经着手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试点，具体模式包括整体推进、挂牌拍卖、对外转租、集约开发等几种。迄今为止，全市有12个乡镇、9218家农户加入，土地流转总面积达到32163亩，市、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也相继建立。
而西万村的整体推进模式以其彻底性和公司化运作后来居上，被市政府作为先进典型重点推广。不过，与西万村相邻的邗邰村一位村干部却告诉记者：“西万村搞得再好，（模式）也不适合我们。”拥有约8000人口的邗邰村人均土地半亩左右，但村集体年收入不过50万元。该村党支部书记承认：“我们没有能力承担土地流转的风险，西万村粮食不够吃了，用村集体的收入买，我们集体收入少，搞不好村民可能要饿肚子。”
有类似担忧的不仅仅是邗邰村的村干部。沁阳市市委办公室整理的《沁阳市土地流转典型汇编》中也提到，目前西万村村集体收入丰厚，每年可拿出上百万元购买粮食，如果将来村集体收入下滑后，农民利益如何才能得到保障呢？
兼任维德公司法人代表的西万村村委会副主任田柏树坚称，公司将来经营亏损会连累土地入股村民的风险不会出现，公司前景一定很好。但主抓沁阳市农业局局长王保国对此却有所保留，认为不能百分之百保证维德公司会运行得很好，因此该村的经验不宜盲目推广。
举例来说，1985年该村出资修建了一条年吞吐量达500万吨的煤炭运输铁路专线，连接到1公里外的沁阳火车站，是村集体巨额收入的重要依托，但繁忙的煤炭运输把村前村后的道路染成了灰黑色。如果维德公司把盈利希望寄托在农业生态观光旅游上，污染显然是他们首先要面对的难题。
“山西的煤炭几十年是挖不完的，西万村的‘煤炭经济’会一直能挣到钱，他们有能力能够化解土地流转中的风险，”王保国说，“只有经济发达、村干部威信高、土地不再成为村民主要收入来源的地方，才有条件采取整体推进的模式实行土地流转。”
实际上，土地流转期限短和农业回报周期长的矛盾，是西万村“整体推进、公司经营”模式的主要软肋。农业部2005年发布的土地流转相关政策规定，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剩余年限，而维德公司和村民签了8年的合同，按照田柏树的说法，8年之后，合同可能不会变，也可能有一些修正，如果变了的话，公司的长期投入就得不到回报了。
10月初，山东、安徽等省农业主管官员慕名前来沁阳考察时，对此也有疑虑：“土地流转期限这么短，接包人的固定资产投入归属权是否会引起纠纷？这会不会又导致他们不愿意真正做大规模的长期投入？”
这也许是董小柱大胆当面向总书记建言的初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