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就像一个人一样，如果他的身体要保持健康，一定要靠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的时候可以吃药、打针，但这毕竟是外生力量。我们的经济也是这样，经济之所以不能够很好地运行，主要是内生机制还不完善。 阶段性成果非目标模式 何以见得呢？我们举个例子，最近几年以来，经常看到“投资怪圈”，地方政府为了积极发展经济，要求中央采取扩大投资、增加信贷的做法，这样一来，通货膨胀就上去了，形势迫使中央政府又采取紧缩政策，紧缩政策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地方就叫苦了，财政收入下降了，GDP下降了，再加上失业增多，又回到宽松政策，如此来回，周而复始，这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情况。 原因何在呢？应该看清楚，主要是内生机制不完备，需要靠外生力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就是靠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当然有用了，但它毕竟是为辅的，市场机制是为主的，我们知道，有些问题绝不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比如刚才说的“投资怪圈”问题，这跟内在机制有关系，包括这些企业，国营企业，它都跟内在机制有关系。 我们绝不能把已经取得的成果看成是我们的目标模式，离目标模式还有距离呢，而且距离还不小，因为这是“阶段性成果”，如果不继续改革，接下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改，领导人必须懂得这一点，拖延改革是替改革增加困难，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阶段性成果”当做我们的“目标模式”。 土地确权让农民安心 我最近从几个省刚回来，都讨论了土地确权的问题，最近几天从浙江刚回来，土地确权是非常重要的，它先丈量土地，然后把土地明确承包地的使用者是谁，给你发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者是谁，给你发使用权证，宅基地上的房子给你确定房子归谁，房产证，三权三证，这样一来，整个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到农村看一看，到浙江嘉兴、湖州、杭州的萧山看看，农民的积极性高极了，说“现在我有了财产了”，“我有权证在手了”。第一个好处是什么？这次是开农民座谈会谈到的，他们说，现在地是我的了，我有证了，谁都不能侵占我的地，不然就上法院告，你凭什么把我的地占走了，按你的价钱给？现在可以告了，确权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是有保障的。 第二条，土地流转就有根据了，土地要流转，中国农村要规模化经营，农民愿意出去打工，他的田谁种？通过转包，通过租赁，通过入库（音）等方式在农村开展起来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大家都意想不到的，根据在浙江的调查，土地多了，多了多少？根据几个县的考察，多了20%以上，少说多了20%，怎么会多了呢？是因为这几个原因造成的，一个原因是，当初承包时，因为每家都是小块地，都有田埂，田埂占地是不算在内的，因为高一点的田埂，太阳一照，这边是黑的，两边遮荫的地方都不算，经过这么多年土地重新规划以后，有些田埂就没了，所以说，土地丈量以后面积多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当初在土地承包的时候，坏地两亩顶一亩，好地一亩算一亩，好地一亩算一亩，你算算，那就和现在一样，坏地两亩算一亩，农民认为这才不吃亏，可是他没想过，通过30多年的耕种，坏地也慢慢变好了，经过农民的耕种，好地坏地差别不大，一律按一亩算一亩，大家都服。 还有第三个原因，当初土地是要缴农业税的，报得越多，抽税就越重。 所以能瞒报就瞒报，能少报就少报，现在不同，农业税取消了，没有了税的问题，而且在土地入库的情况下，土地出租者一亩算一亩，干吗要少报？不会多报，也不会少报，这样一来，在浙江省地区，（土地）20%的数是没问题的，假如全国的情况都是这样，18亿亩耕地将来会变成21.6亿亩，多了3.6亿亩。所以这种情况也值得注意，农民的积极性是很高的。 从这里我们在浙江的农民做了调查，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全国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民收入平均是三点几比一，城市占三点几，浙江杭州、嘉兴、湖州这三个市的比例，城市和农民收入一点九比一，为什么农民收入增加那么多呢？主要原因是这样几个： 第一，农民自己经营土地，土地使用率提高了，他也可以增加收入，如果自己的土地出租出去规模经营，成为种植大户或改造企业，可以收取土地的租金。这是第一条。 第二，农民愿意在这里做工，有工资，愿意自己开店、开作坊，他有自己的营业收入。 第三，农民的房子，宅基地使用权确定了，扩大了房子，盖高了，我看到有四层楼的小院子，他自己哪里住得完这么多呢？他可以出租给城里人住，城里人交通方便，公路修得很好，他自己有小汽车或摩托车，在农村租房住，很方便，住得比在城里便宜，农民又有了第三种收入，房产收入。 农民收入提高了，城乡差别就缩小了，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对农民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土地确权以后农民想什么呢？盘活啊，土地确权了，这样一来，农民信用社、村镇银行可以开展活动，农村金融活跃起来了，可以抵押，抵押跟质押是不一样的，质押是当铺，我把手镯、大衣放在你这里，换了钱以后来赎，现在的抵押不一样，房子照住、土地照耕，到时候我再还，如果有问题就通过法院来解决问题。所以土地确权以后我们在农村中调查，农民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现在我总算有抵押品了”，过去他没有的，过去他的宅基地不能抵押、土地不能抵押，自己住的房子也不能抵押的，所以在农村有这个情况，房子都不能抵押，你想他能有收入吗？我们去调查，他们说出租难，我们说出租有什么难？他们说出租难啊，“因为我们没有产权证，如果外乡人来了住着不走了，我赶也赶不走你，那怎么办？现在跟你打官司我有证了”；还有，他不交房租怎么办？跟他打官司也不行，因为没证。 中国要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要解决问题，除了发展民营经济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民营经济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过去长期流行三句话：一句话叫做无农不稳，没有农业，社会不能稳定，因为要吃饭，要有粮食；第二句话，无工不富，不发展工业，没有财政收入；第三句话，无商不活，没有商业，城乡流通渠道受损啊。 本文系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主题演讲 点评：十八大以后，一本多年前出版，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的书悄然流传。这本书系厉以宁先生和他的三位学生合作而成。这本书出版的时机，正是改革话语陷入低潮，需要重启，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引擎的历史节点。20年过去，这本书的作者早已名声显赫，甚至位高权重，而回首来看，这2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与这本书的“预言”大部吻合。 其实，经济发展有普遍规律的，那就是发展民营经济，尊重民之财富，激发民之潜力。用厉以宁先生自己的概括，就是：无民不稳，无民不富，无民不火。当城镇化被确定为未来拉动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以后，土地确权，确保民众、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土地制度上“民进国退”，就是必需的制度准备。 当不到位的改革充分到位，改革红利自然产生。厉以宁先生认为中国“充满着希望”，亦应从这个层面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