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尽管香港依然是人民币的国际交易和业务处理中心，但目前伦敦、巴黎、新加坡和台北等都在通过各种方式争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第二把交椅”。几乎同时，全球市值排名第二的中国建行，通过其伦敦子公司发行了英国财政部一名官员所称的中资银行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外发行的首只“点心债”，筹资10亿元人民币，受到了机构投资者的热烈追捧。 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为此本报记者专访国际金融问题专家、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赵庆明教授，他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成败最根本取决于中国自身经济实力，而非离岸中心的建设，我们要警惕离岸中心成为国际热钱投机炒作人民币的平台。 时代周报：最近，国际上对人民币国际化有很多溢美之词，比如前不久诺奖得主蒙代尔在香港表示，“随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它将发展成为全球轴心货币之一”，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评价？ 赵庆明：我认为，对于这些以及今后仍会不断出现的溢美之词，姑且听听，切不可当真。在当今这个“胜者全得”、“赢家通吃”的全球竞争格局下，即使能够做到全球二号国际货币，与第一之间也并非一墙之隔，而是十万八千里。更何况对于国际化刚刚起步的人民币呢？ 在未来20年，人民币成为位列美元、欧元、日元之后的第四大或超越日元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的目标确实不难实现，但是要想在主要国际货币市场占有可观的份额并非易事。从已有国别货币成为国际化的过程看，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实现的，而会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 有学者提出，要把“人民币成为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定价货币”当作目标，我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当下石油的唯一定价货币是美元，这是很多历史的、经济的、军事的原因造成的，如果真的把它当作人民币国际化成功的标志来追求，则是自寻烦恼、自我膨胀。 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应该还原到货币的基本职能本身，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它的作用是一种交易媒介，而货币国际化就意味着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人民币能够成为一种国际结算货币。其次，我们还要让更多的国家和外国机构把人民币当作价值储存货币，从政府角度而言，就是要把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构成货币，成为一些国家外汇储备的一个主要币种，这样人民币国际化就算是成功了。 时代周报：日前，包括伦敦、巴黎、新加坡在内的一些世界金融中心，都在通过各种方式争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第二把交椅，中国建行前不久在伦敦发行的中国首只人民币海外债券也相当受欢迎，如何看待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这种热情？ 赵庆明：现在的确有这样一种热潮，包括日本也在讨论日元与人民币直接兑换的问题，对于这种热情我们一定要理智看待。上述金融中心的竞争，是为了壮大自身实力，人民币是未来主要的国际货币，假如它们不能在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分得一块，这对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不利的。那么，这是不是说明他们真的就欢迎人民币国际化呢？我觉得不是，他们只是看重这个业务，对他们而言，哪种货币的流动性好，它的重要性就高。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种货币国际化成败的关键不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态度，而是取决于其自身的实力，比如当年英镑的国际化，英国是日不落帝国，到了哪里都只用英镑，最后英镑顺利推行开来。美元的国际化同样如此，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实现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如果我们的实力足够强大，国际社会自然就会接受你的货币，所以说人民币国际化能否成功，以及步伐的快慢，不是取决于他们，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对他们来说，是在争夺一块业务，如果没有这一块，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不利。 时代周报：你曾经提出，人民币国际化不能寄希望于离岸市场，你的理由是什么？离岸中心在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中会起到何种作用？
赵庆明：这是确定的，世界上没有一种国别货币的国际化道路，是靠离岸中心成功的，都是靠自身实力，包括近年澳元、加元的国际化莫不如此。如果追溯离岸市场的发展历史，我们就能发现离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只是有利于扩大既有国际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并不容易发现哪一个国别货币是靠离岸市场成为国际货币的。 离岸中心只是一个交易平台，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强调它，我不主张做大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人民币有可能成为投机对象。当前，一些境外居民尤其是香港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乐意持有人民币的主要动机，是由于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走势和升值预期，能带来较高的投资(投机)收益。随着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的逐步扩大，无论是金融管理当局还是人民币资金的主要持有者，必然要求金融机构不断推出人民币的相关金融衍生品，并有可能对人民币升值产生更高的期望，而这并非是一种国际货币应该具有的基本职能。 假如我们国内的改革步伐跟不上的话，离岸中心对我们可能是一个危害。香港的金融创新能力是很强的，他们现在有的货币衍生品都可以用在人民币上。在现在中国内地很多基本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离岸中心未必是个好东西，如果做得好，它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锦上添花，但是如果做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危机的引爆点。 时代周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离岸市场？ 赵庆明：现在很多国家对境外的货币离岸中心，往往不直接干预，最早的离岸中心是欧洲的美元市场，苏联因为担心自己手中的美元被冻结，就把放在美国的美元转到英国、法国，英国和法国的银行接受了这些美元存款，当时在二战之后，全球百废待兴，很多国家都需要美元贷款，所以这些银行开始吸收美元存款，发放美元贷款，欧洲美元市场于是兴起。 美国当时的态度只是在一边静悄悄地观察，并没有制止。但是一旦出现对美国不利的，则通过相对隐蔽的方式予以提醒和纠正。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好基本功，尽快推进国内相关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等，然后逐步在跨境贸易中做大人民币结算，这才是最重要的，境外离岸中心完全没有必要去管，让它们自生自灭最好。 时代周报：你刚才提到热钱投机的问题，目前人民币处于升值通道，人民币在国外受追捧很多并非源于人民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而是源于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这会造成怎样的不利影响？要如何破解？ 赵庆明：一国货币被接受为国际货币的最佳动因，是结算比其他货币更加便利，是币值比其他货币更稳定，而不是因为它比其他货币有更确定的升值走势。如果是这样，它作为国际货币的一般功能必然被弱化，甚至忽视，变成一种投机对象，正如日元所经历过的。币值稳定并不意味着升值，而是国外的居民和机构对它的购买力稳定更有信心。 现在，我们最紧迫的任务是化解人民币升值预期，我国现在已经是持续的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顺差，前者是长期的进出口不平衡，出口大于进口，后者是国外来华投资与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资本项目顺差上。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必然要升值，而这种升值预期会带使投机性的热钱流入。比如，过去几年，人民币升值比较快，升值预期比较强，香港居民就愿意接受人民币，人民币存款升得也快，但从去年年中开始，人民币出现贬值和贬值预期，他们就大量抛售，这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不利的。 解决贸易平衡有很多方式，我们过去过多地强调国际出口，在某种程度还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主要是给予出口部门各种优惠政策，包括出口退税、三减两免等，而对于进口则实行高关税，比如汽车、香水、奢侈品，在中国的价格都很高，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进口。我们现在应调整进出口政策，谋求贸易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主要表现为流入外资大于海外直接项目投资，解决的措施是一方面要严格招商引资的门槛，与国内企业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要把过去对海外投资的各种有形无形约束放开，鼓励企业走出去，这样资本项目下的顺差就会变小。这些工作很有必要，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 时代周报：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人们往往喜欢拿当年日元国际化的失败作比较，我们应该吸取日本的哪些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赵庆明：没错，我们的确应该从日元的惨痛经历中吸取教训。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大力推进日元国际化，到欧元诞生为止，日元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曾是交易量最大的货币。尤其是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快速升值，成为国际外汇市场最耀眼的明星，是除美元外，国际外汇市场上交易量最大的货币。尽管日元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作为国际化最基本的职能交易媒介和储备货币并没有很好的体现，而主要是作为投机对象存在。 也正因为如此，进一步推高了日元的汇率。相对于1985年初，10年间累计升值超过了220%。但持续升值对于日本境外的日元融资者来说成本较高而减少了日元的使用，所以，在国际贸易结算和融资中日元并没有占有相应的地位。相反，日元的过快升值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对待离岸市场必须谨慎，谨防被做成投机货币。 我们应该像美国一样，对离岸中心不直接去参与建设或建议，但是如果出现对人民币不利的现象，就要去及时制止。当年美国对欧洲的美元市场，既不明确地表示支持，也没明确地表示反对，而是在静悄悄地观察，如果未来出现了对我美国不利的事情，我就来“收拾”你，如果你的发展对我也很好，那就让你自由发展。我们今天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而不是很热情地参与建设，比如指定清算银行，给你颁个证书贴个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标签等，未来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很被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