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主笔 老庸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令世人瞩目，更重要的是给人们带来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财富。抚今追昔，该说的和想说的话题似乎有很多很多。如果截取记忆的片段，在许多过来人的脑海里，少不了的还有诸多行者与过客的痕迹。
每个人都是生命的行者，同时也是社会的过客。由于人的行为影响力的不同，普通人多是在默默无闻中完成自己的行者与过客的使命，并不为公众所重视。而那些可称为风云人物的企业家、实业家、投资人及著名商界人士，却因为其本身的标志性意义而不断产生着社会影响。应当说，他们都曾是一定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不一定是时势造就的英雄，却一定是时势造就的人物。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他们当中有的人继续前行，有的人却中途掉队，继而销声匿迹甚至沦为罪人。但不管怎样，在改革开放的集结号下，他们都曾是冲锋在前的战士，为一般人所不能。
记住他们，因为他们属于改革开放的实践者。
记住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行者与过客。
其实人们已经习惯了遗忘。这也难怪，在一个英雄或枭雄倍出的年代，所有急于赶路的人都不会频频回头张望。但是，脚下的路不仅通往明天，也连接着昨天，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并不是为了一段已经退色的记忆……
马胜利：为承包论的实践者
胡志强
我们现在评价马胜利，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和词汇，也有很多时髦的与世界接轨的观念，我们相信，用现在国人乃至世界对中国改革的思考去评价马胜利，偏颇和错愕会远远少于他当年的那个时代，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我们错了！这种错误荒唐得就像用射电天文望远镜时代的科学技术和认知水平，去断定欧中中世纪教会抵制日心说的做法是“封建的、迷信的、反动的”一样。历史就是历史。
马胜利，河北保定市人。17岁进入石家庄造纸厂工作，从技术工人一直做到厂长。1984年因承包石家庄造纸厂以“马承包”而名闻天下，当年曾在全国掀起了“向马胜利学习”的热潮；1988年，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成立，马胜利成为100家造纸企业唯一法人代表；1995年10月被强行免职。
马胜利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打破铁饭碗、打破铁工资”的人。当年，他是当之无愧的兼并大王，谈一个小时就可以签下一个工厂的承包合同。这个“一包就灵”神话的创造者是至今我们不能否认的中国早期改革事业的英雄，虽然我们现在看到了他的草莽和幼稚，但当年我们和他一样幼稚的时候，却完全没有他那样的胆识和勇气，甚至当年我们中的很多人可能还站在了这样的立场上——看他折腾出什么结果，成功了我们占便宜，失败了我们无事一身轻。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马胜利的胜利和最终的失败？
年龄稍长的人都还记得，当年马胜利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了什么叫纸质产品，他的企业生产的纸餐巾、一次性餐具甚至纸桌布，不仅造型逼真，而且多姿多彩，据说，中国女人用卫生巾的功劳也归功于马胜利。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中央这时才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其中，“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被确定下来。涉及到企业经营管理问题，文件说，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在这个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确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才有胆识和底气说：“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这句话。
那年，河北石家庄造纸厂酝酿个人承包经营，底线是一年交厂里17万，可没人接招。销售科长马胜利站出来，说：不是没有人敢接这17万吗？我接，而且把这17万倒个个儿，保证今年完成70万。他在厂门口竖起个1.5米高的大牌子，上书“厂长马胜利”。结果，承包第一年就为厂里盈利140万元，承包４年，利润增长21.94倍。这个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呢？是清晰的政治勇气（那个时代中国政策多变的特点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是责任心，是尽快发家致富的心理，是被计划经济压抑得变了形的中国人的“常态”。
马胜利是造纸厂的销售科长，他完全知道大街上什么好卖和造纸厂连年亏损的原因。造就马胜利的因素最少有四个：党领导国家制定的政策变了，政治风险降低；工厂领导班子被企业现状逼急了，急于解套；马胜利熟人熟路压抑过久，本身又没有那么复杂的政治包袱，敢于一搏；市场是天然存在的，而计划是人为编制的，中国当时这个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在这样的形势下，那时候 “一个能人救活一个厂”绝不是什么神话。在还没有完全打开国门，市场经济还很稚嫩的时候，“刀耕火种”就是比“茹毛饮血”先进得多的生产力的进步。
当然，马胜利也败在了只懂“刀耕火种”上。1995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国门开放程度都大踏步地前行，WTO已经悄然在精英阶层的心头萌动，这样的观念早已经把简单的“厂长经理承包制办企业”甩在了十万八千里之外了，而他全然不知或者是全然弄不明白。他即使明白了，其能力学识也不能满足需求了。这时以马胜利为观念符号的简单的改革者不被时代淘汰还能有什么结局呢？上层建筑也分层次高低。在一个企业，领导意识会以管理体系的方式表现为这个小系统的上层建筑，这个小系统的经济基础也会对自己的上层建筑进行类似翻身解放般的斗争。所以，当后来马胜利成了一个小包子铺的老板，“马胜利”成了当地卖纸质产品的小贩们挂羊头卖狗肉行为的招牌时，人们唏嘘了几天也就不再关注了，因为，这之后的中国人忙得顾不上别人曾有过怎样的历史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一包就灵”对企业发展就像玩笑，可当年中国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是玩笑，反而群起效法。记住马胜利，而不是讥笑他，因为改革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不能行百步而笑五十。
史玉柱：绝地反击的榜样
顾育豹
史玉柱，1962年出生在安徽北部的怀远县城。1980年，以全县总分第一，数学119分(满分120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时年24岁。由于工作出类拔萃，被作为第三梯队，送往深圳大学进修。可读完研究生之后，他却辞职了。
1989年7月，史玉柱怀揣独立开发的汉卡软件和“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软盘，南下深圳。由于受到深圳大学一位在科贸公司兼职的老师的器重，史玉柱得以承包一个电脑部。该部虽名之为电脑部，却没有一台电脑。当时，除了一张营业执照和东挪西借的4000元钱，史玉柱一无所有。为了买到当时深圳最便宜的电脑(8500元)，他以加价1000元为条件，向电脑商获得推迟付款半个月的“优惠”，赊账得到了平生第一台电脑。为了推广产品，他用同样的办法“赊”来广告：以电脑做抵押，在《计算机世界》上以先打广告后付款的方式，连续做了3期1/4版的广告。
《计算机世界》给史玉柱的付款期限只有15天，可一直到广告见报后的第12天，史玉柱分文未进。就在关键时刻，第13天出现了转机：他一下子收到三张邮局汇款单，总金额1.582万元！两个月后，他账上的金额竟达到了10万元之巨。他再把钱投入广告中，边扩大影响边卖汉卡，4个月后，仅靠卖M-6401产品就回款100万元，半年之后回款400万元。
1991年4月，史玉柱带着汉卡软件和100多名员工来到珠海，注册成立珠海巨人新技术公司(巨人集团的前身)。但是，刚刚把企业做大的史玉柱感受到了市场的压力，其M-6402系列产品受到了来自香港金山电脑的强烈冲击。为了迅速打开市场，建立起庞大的营销网络，史玉柱又做了一次大胆的豪赌——向全国各地的电脑销售商发出邀请，只要订购10块巨人汉卡，史玉柱为他们报销路费，让他们前来珠海参加巨人汉卡的全国订货会。
史玉柱以几十万元的代价，吸引了全国200多家大大小小的软件经销商，这些经销商不但订了货，还组成了巨人汉卡的营销网络。有了这样一张庞大的销售网络，史玉柱的事业如虎添翼。1991年，巨人汉卡的销量一跃成为全国同类产品之首，公司获纯利1000多万元。在此期间，巨人集团又开发出中文手写电脑、巨人防病毒软件等多种产品。
1992年，18层的巨人大厦设计方案出台。后来这一方案一改再改，从18层升至70层，为当时中国第一高楼，需资金超过10亿元。史玉柱基本上以集资和卖楼花的方式筹款，集资超过1亿元，未向银行贷款。
1993年，巨人推出M－6405、中文笔记本电脑、中文手写电脑等，其中仅中文手写电脑和软件的当年销售额即达到3．6亿元。巨人成为中国第二大民营高科技企业。史玉柱成为珠海第二批重奖的知识分子。1994年年初，巨人大厦动工，计划3年完工。史玉柱当选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史玉柱发现，计算机发展日新月异，汉卡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如果继续从事软件，扛不过猖獗的盗版，于是把一部分注意力转向了保健品，脑黄金项目开始起步。1995年，巨人发动“三大战役”，把12种保健品、10种药品、10几款软件一起推向市场，投放广告1个亿。史玉柱被《福布斯》列为内地富豪第8位。
1996年巨人大厦资金告急，史玉柱决定将保健品方面的全部资金调往巨人大厦，保健品业务因资金“抽血”过量，再加上管理不善，迅速盛极而衰。巨人集团危机四伏。脑黄金的销售额达到过5.6亿元，但烂账有3亿多。
1997年初，巨人大厦未按期完工，各方债主纷纷上门，巨人现金流彻底断裂，媒体“地毯式”报道巨人财务危机。不久，只完成了相当于三层楼高的首层大堂的巨人大厦停工。
随着“巨人”倒下，负债2.5亿的史玉柱隐姓埋名。
幸运的是，受到重创的史玉柱除了缺钱外，似乎什么都不缺――公司二十多人的管理团队，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不离不弃，没有一个人离开。而且手上已经有两个项目可供选择，一个是保健品脑白金，另外一个是他赖以起家的软件。
史玉柱算了一笔账，软件虽然利润很高，但市场相对有限，如果要还清2.5亿元，估计要10年；保健品不仅市场大而且刚起步，做脑白金还债最多5年。
1998年，山穷水尽的史玉柱找朋友借了50万元，开始运作脑白金。手中只有区区50万元，已容不得史玉柱再像以往那样高举高打，大鸣大放，最终，他把无锡的江阴作为东山再起的根据地。
启动江阴市场之前，史玉柱戴着墨镜走村串镇，挨家挨户寻访，做了一次“江阴调查”。他首先向社区老人赠送脑白金，一批批地送，前后送了10多万元的产品。慢慢地形成了回头客，不少老人拿着脑白金的空盒跑到药店去买，越买不到，老人们问得越起劲。正当药店为只见空盒不见经销商上门而犯愁时，脑白金的广告闪亮登场，于是，江阴市场就这样打开了。
1998年5月，史玉柱把赚到的钱投入无锡市场的启动，又赚了十几万元。接着，他又转到的钱去启动下一个城市。几个月里，南京、常熟、常州以及东北的吉林，全部成了脑白金的早期根据地。
星星之火，开始燎原。到1998年底，史玉柱已经拿下了全国1/3的市场，月销售额近千万元。
1999年春天，史玉柱和他的团队悄悄来到上海，“隐居”在上海市肈嘉浜路上的金玉兰广场里。到1999年底，脑白金便打开了全国市场。2000年秋天，他还清了所欠的全部债务。
数亿元的现金趴在账上，史玉柱开始向保健品之外的行业投资，第一个选中的，就是回报稳定的银行业。2003年，华夏银行发起人北京华资银团公司和首钢总公司先后向史玉柱转让了1.4亿股华夏银行的法人股。在每10股转增2股后，史玉柱共持有华夏银行股票1.68亿股。再有就是民生银行，2003年冯仑清理非地产业务以外的资产，可股市低迷，苦于无人有数亿的现金来接盘。最后冯仑找到老朋友史玉柱，以非常便宜的价格把1.43亿股民生银行的股票卖给了史玉柱。
史玉柱花了3亿元买入的这两家银行的股票，如今价值已经超过了130亿元，而且不同于原来不能抛售的法人股，这些股票随时可以变现。3年赚了120多亿元！很少有人知道，似乎只会大声吆喝来兜售保健品的史玉柱，还是华夏银行的第六大股东、民生银行的第七大股东，是一个身家百亿元的金融资本家。由于不断有大笔现金入账，史玉柱成立了专门的部门进行投资，他要求投资部门“原则是只投资金融业，金融业中原则上只投银行和保险。”
史玉柱为何如此钟情银行业？他的投资逻辑是：一般的企业，随着规模增大，资产的收益率会逐步递减，这就是“规模的诅咒”；而银行相反，由于自有资本比例很低，左手吸纳储蓄右手发放贷款，其实是一个杠杆，拿别人的钱赚钱，因而随着规模增大不仅不会降低自身资产的收益率，反而会提升其收益率。
2004年11月18日，上海征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史玉柱任董事长。
2006年7月26日，史玉柱和其18位公司高管在开曼群岛正式注册“Giant Network Technology Limited”，此公司通过一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名为“Eddia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的公司控制上海征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100%股权。
2007年6月11日，“Giant Network Technology Limited”正式改名为Giant Interactive Group Inc. 也就是现在上市公司的正式名称；同时上海征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07年11月1日，史玉柱旗下的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成功登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总市值达到42亿美元，融资额为10.45亿美元，成为在美国发行规模最大的中国民营企业，史玉柱的身家突破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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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鑫生：具有独创精神的厂长
汪斋
浙江海盐衬衫厂是个只有300多职工的小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步鑫生接任这家衬衫厂的厂长时，企业已濒临破产。几十万件衬衣堆在仓库里，没有销路。为了挽救企业，步鑫生狠抓质量，严格劳动纪律，首先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规定车间工人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包底。谁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谁要是请假就扣工资，有效根治了当时国营企业“泡病假”的 “流行病”。由此打破了做好做坏都一样拿工资的“大锅饭”。
与此同时，企业每年要开订货会。邀请全国各地百货商店的负责人到海盐来，吃住行由他们全包。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出差上海要包出租车，出差新疆、广州、厦门还要坐飞机……
步新生的做法在当时颇具革命性，是对当时国营企业固有管理制度的反叛。由此，也责难声随之而起，说他“破坏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比资本家还资本家”。也就是在一片责难声中，步鑫生的做法获得了成功。1982年，海盐衬衫厂以年生产130万件衬衫的能力步入著名衬衫厂行列。固定资产从步鑫生接手的那年3万元，增加到1982年的113万元，从1980年至1982年间，实现税利164万元，这在当时的中小企业中已是相当高的。
步鑫生大刀阔斧的做法吸引了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童宝根，他写了一篇《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客观报到了这位衬衫厂厂长利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机会，大胆的改革尝试，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的事实。看到这篇报道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他的稿子做了批示：“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此后数十天内，步鑫生迅速成为“全国最为知名的工厂厂长”。
“步鑫生神话”轰动全国，各路参观团、考察团涌进小小的海盐县城，中央各机关、各省市纷纷邀请步鑫生去做报告。他用过的裁布剪刀被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他的经营观念也启迪了后来的民营企业。直到现在，很多在那个时期创业的企业家都还回忆说，步鑫生的经营理念在当时很具有示范意义。
被“神话”了的步鑫生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认为：有了“改革厂”的金字招牌和中央的支持，海盐衬衫厂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为了扩大企业规模，他投资600万元兴建起西装厂，并声言要建造中国服装托拉斯。谁知，等西装流水线建好，全国的西装热已经过去，生产的西装根本卖不出去，衬衫厂的效益也一路下滑。1988年初,海盐衬衫总厂资不抵债,实际上已经破产。
1月15日，步鑫生被免去厂长职务。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发出了这样一条消息：“粗暴专横讳疾忌医步鑫生被免职，债台高筑的海盐衬衫总厂正招聘经营者”。文中写到：“步鑫生在成绩、荣誉面前不能自持,骄傲自满、粗暴专横,特别是不重视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现代化管理知识贫乏, 导致企业管理紊乱, 亏损严重, 资不抵债……步鑫生讳病忌医、至今仍不觉悟, 辜负了党和人民和期望。”
自1988年离开海盐衬衫厂后，步鑫生曾先后在北京、辽宁盘锦创业工作过，还到秦皇岛担任过“步鑫生公司”的董事长。退休后，他定居上海，没有叶落归根回到海盐。不过，他的家乡人民还经常邀请他回海盐走走。据说，县档案馆正在搜集有关步鑫生改革事迹的材料，打算在南北湖风景区建一个陈列馆。
顾雏军：聪明的罪人
胡志强
顾雏军，男，江苏扬州人，硕士，格林柯尔董事长，创始人。1988年9月发明“格林柯尔制冷剂”，1989年下海经商， 2005年7、8月间被拘捕。2008年1月30日，广东佛山市中院对顾雏军案做出一审判决，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执行10年，并处罚款680万元。有媒体这样评价：“顾雏军既是不公正的经济规则的替罪羊，也是中国市场化初创期的丛林英雄。”
视点一下子回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年。说他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个人性格的产物，那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既包括规则的粗糙与企业家的蛮横，也包括政府面对市场的强制力，夹杂一处纷乱无续。早期中国改革的不良发展土壤，是造就不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的。但是，绝不应简单将顾雏军归于草莽。
顾雏军成名很早，1989年，这位时年30岁的热能工程师因为发明“顾氏热能循环系统”和格林柯尔制冷剂，但他的研究生导师、天津大学教授吕灿仁说：“它是骗人的。”
伴随着顾雏军和格林柯尔的是舆论普遍的不支持。他在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支持的同时，引来的质疑却越来越多。这种现象至今在中国也不鲜见。而他的倒台和骗术带来的结局，不仅被郎咸平先见并印证，也使得郎顾二人成为中国改革话语中并存的两个异端。
中国法律对顾雏军所犯罪行的判断是明确的：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但导致他所犯罪行的原因主审法院似乎没有涉及，只体现在控辩双方的辩护词中，且很多地方语焉不详，远离了改革开放环境中的诸多原因要件。
自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了分行业逐步分批淘汰破坏臭氧层物质生产的进程。在这个阶段，格林柯尔在很多省市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公关，取得了在当地作为无氟制冷剂惟一提供商的机会。通过政府发文指定使用的形式来确定格林柯尔在当地制冷剂替换市场的领先地位，是格林柯尔的销售法宝。据格林柯尔科技控股公司2000年年报披露，公司在2000年收入的3.64亿元中有3.18亿元来自于北京、深圳、湖北、海南四家工程公司所完成的125项替换工程。
这种垄断行为，在南方各省引来了当地报纸的公开谴责，但凭借着交警、环保等执法部门的保驾护航，顾雏军甚至懒得动嘴皮去解释。此后他的一系列并购行为尽管虚假，严重违反工商法规，随意夸大财务数据、工厂规模，高调喊出的“我的钱有国际背景”、“我用的是我个人的钱，是格林柯尔集团内部的钱”的矛盾说法却没有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相反，凭借自己似乎仅限于数据游戏和政府公关的强项，顾雏军收购吉林吉诺尔，政府免费给了他们100亩地；建立扬州科龙冰箱基地，圈地1100亩，购买价格每亩仅为1万元；建立格林柯尔南昌科技园，圈地2500亩；收购美菱电器，占有了现有厂房所在的合肥市中心180亩地，而且还有另外受让的大片土地。顾雏军曾笑言，光凭这些土地，他就可以再建立一个商业王国。他自己坦言：“我是学技术出身的，其实在资本市场方面我只能算个木匠，通过摸索，在行业里造了几件‘家具’而已。”
直到2004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金融教授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郎顾之争”大幕由此拉开，顾雏军目标变大，行为越抹越黑。
进入2005年后，郎咸平当初的几个结论，如顾雏军和格林柯尔在收购中存在关联交易、财务数据作假、挪用科龙资金用于收购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
顾雏军成为引人瞩目的“资本狂人”，在郎咸平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学家（郎自己如是说）”眼中是天大的荒唐。
那么，顾雏军现象的历史成因、现实意义和解读是怎样的呢？其改革的历史成因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为“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过河的目的是走向坦途而非牺牲，既然他“牺牲了”，反思过后这个来自郎咸平的结论是成立的，即，我们缺少建立“信托责任”的法制体系。
至此，顾雏军现象的现实意义和解读也就有了：我们急需建立科学的市场经济的基于信托责任的法制体系。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艰难的后半程。
俞敏洪：会赚钱的平民教育家
汪斋
大学时代的俞敏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小伙子。作为当时全班唯一一个从农村来的学生，四年之中没有人爱，被北大通报批评，出国又泡汤，真是不容易！
俞敏洪出身于江苏农村的一个平民家庭，1980年考入北大外语系，先当学生，然后教书，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托福、GRE考试的全过程。社会零资源的家庭背景，和骨子里渴望成功的枭雄本性，成就了俞敏洪坚韧、刻苦、百折不挠的坚强品性。
两次高考落榜后，睡不着的俞敏洪，坐在自己的床上，静静地想着自己的前途。不经意的翻开了一本英语书，就读了起来，就这样，从早上开始读英语、背英语，直到天黑，一天共背了6篇文章，从此找到了读英语的感觉，知道了什么是语感。这种感觉导致他下了重新复读的决心。
高考补习班的费用是15元人民币，这对当时的俞敏洪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他狠了狠心，把自己开拖拉机所赚的钱，交到了补习班上。补习班的英语老师，综合各年的高考题，总结出了300道考题，要求学生练习。俞敏洪用最笨的方法，抛弃了一切杂事，一心一意，从早到晚，用了20多天的时间，把这300道考题，共800个句子背了个滚瓜烂熟，他的英文成绩从此一跃飞升，由倒数第一上升到正数第一。尤其在介词的运用上，体会颇深。这一飞跃，导致他下了必须考上北大的雄心。
俞敏洪来自农村，口音的家乡味很浓，英文说不了，听力更是不行。老师说他：“你除了俞敏洪三个字能听懂外，恐怕再什么也听不懂了！” 俞敏洪决心改变现状。他戴着耳机，在北大语音实验室废寝忘食地练习英文听力，但是两个多月以后，不会说、听不懂的现状依然没有多少改变。这时，他想到了自己百试不爽的老办法，果断地摆脱了北大现行的教学模式的束缚而另辟蹊径。他从小书店里买了一套《新概念英语》，抱着大录音机，钻到了北大的小树林里，开始了他的疯狂之旅。他杜绝了一切人情来往，也不去上课，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狂听狂背，用他自己的话说，眼睛都听绿了，结果是，疯狂两个半月以后，他就能听懂任何人所讲的任何英文，他终于成了会听英文、会说英文的人！
俞敏洪后来总结道：“听英文，一定要有现成的英文资料放在那里，这样练习才有效果。有的人，一边做事，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听英文，好象很刻苦，其实是瞎扯淡！只有听母语才能这样。
几年以后，他的北大同学王强、徐小平等，都纷纷出国，留下了孤零零的他出不去，因为他连续遭到了两次拒签。在这方面，他远远没有王强他们的运气好。即使让他出去，他也出不起那笔高昂的费用。当老婆骂他没出息，是“窝囊废”时，隐隐潜藏在他心中的雄心，才促使他开始奋起一搏，走上了创办学校的历程。
新东方的学员，经常调侃他们的校长：“俞敏洪最爱什么？”
“电-线-杆！”学员们就会齐声喊！
新东方早期，俞敏洪经常一个人骑着车，背着浆糊桶，去大街上贴广告。广告贴的最多的地方，就是那一根根的电线杆。所以，俞敏洪爱电线杆才成了新东方学员开校长玩笑的话题。
纸贴广告，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广告形式，往往是刚刚贴上的广告，很快就会被后来者覆盖。一次，俞敏洪的一名员工，刚刚贴完广告，就从旁边跳出。三、四个小伙子，不由分说，拿出刀子就捅……
这就是新东方早期著名的“刀子捅人事件”。这种事，在公安局来说司空见惯，公安局见怪不怪，根本不管，因为案子太小，警力也不够。俞敏洪意识到了在千头万绪的办学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安全问题，他必须要认真对待这件事了！俞敏洪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公安局也没有认识的人，但这一问题又必须解决，熟思再三，他想出了一个笨的不能再笨的土办法：他天天到公安局观察进进出出的人，几天下来，终于选定了一个慈眉善目的警察。自我介绍以后，极力邀请他到小酒馆吃酒，诉说了自己所遇到的难题。这个好心善良的警察答应帮忙，介绍他认识了他们的所长，选定了一个豪华饭店一起吃饭。为了避免酒席上的尴尬，不善应酬的书生，只是一个劲地劝酒，一个劲地实实在在地喝酒。不知不觉，一个人两瓶五粮液下肚，当场晕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怎么回去的都不知道。所长被俞敏洪的真诚感动了，第二天主动上门，找到了他，推心置腹地说：“小俞呀，不说你还是搞英语，就是搞其他，我也会支持你的，你放心大胆的去做吧！”
这个小例子，只是俞敏洪在创办新东方过程中所遇到的千头万绪中的一个。他的决心，他的毅力，他的坚韧和刚强，他的无与伦比的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在这个小故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摆脱了安全、骚扰等困绕的俞敏洪老师，潜心于教与学的努力：跟随他一道创业的高艳丽、刘振兰、李雪坡等第一批老师和员工，用他们无怨无悔的辛勤劳动，托起了新东方的辉煌；以王强、徐小平、包凡一、何庆权、钱永强为代表的海归派，为新东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胡敏、杜子华、江博等为代表的国内知名学者和教学专家，为新东方的培训、教学和科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汇聚了全中国一流高手的俞敏洪老师，从此以后，一路高歌，创造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教学奇迹！
什么是疯狂？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老师说得好：疯狂就是百分之百的投入！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主张，经常惶惶如丧家之犬。但他不改初衷，一如既往地努力，这难道不就是疯狂吗？耶酥30岁出道，33岁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拿生命奉献于他的传道事业，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疯狂吗？
俞敏洪，一个在中国当代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平民教育家，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顶着寒风，拎着浆糊桶，在北京海淀区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他的托福培训广告，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经过新东方的洗礼，走上了出国留学的成功之路。
如今，北大、清华学生不认识自己校长的人大有人在，但只要想出国，没有不认识俞敏洪的。有人调侃，北大、清华是出国留学的预科学校，不管学生的实力如何，无一例外，都要到新东方走一趟，以增加保险系数；在北美任何一所著名的大学里，新东方学员至少占了中国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当俞敏洪走进北美的校园，走过来的中国学生，十有八九会带着惊喜和崇敬，像在中关村新东方课堂一样亲切地称他“俞老师”……|!---page split---|
禹作敏：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胡志强
先讲个故事。
故事来自天津市公安局预审处对禹作敏的38次审讯记录。
一次，禹作敏对管教干部罗振岭说，他有时晚上睡不好觉，肚里感到饿，问罗能否给他买点东西吃。罗振岭手里管着禹作敏家里送来的一点钱，以备给禹买点鸡蛋什么的营养品。老罗说，这好办，买点桃酥行不行？不贵，抗饿。罗振岭知道，这种食品很一般，对这位一掷干金的人，即使在衣食住行这样的小事上，也要时刻提醒他。
“行行。”禹喜出望外，说：“吃这个就成！”
老罗买来东西向禹作敏一分一厘的报账，禹作敏说：“算了算了，这算花钱吗？我听见1000元以下的就烦！”
老罗说：“那是你让钱多了烧的。钱多钱少都不能做事没有规矩，没了规矩，早晚要摔得头破血流的。”
38次传讯，86册案卷，记录了一个农民企业家蜕变为无法无天者的全部历史。
从“贫穷革命”到“致富光荣”，改革开放使多少人忘了自己姓氏名谁？道德有时可以原谅过失，法律却无法左右愚昧。改革开放三十年，坎坷的路面对很多人竟变成了一面失去公允之心的哈哈镜。
大邱庄在天津市静海县。禹作敏是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原董事长。1993年因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未及刑满在1998年10月病保外就医中服药自尽。
当年的禹作敏大名鼎鼎，位及全国政协委员。而大邱庄是禹作敏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依靠本村的“能人”与城市有关领导和企业结合快速致富的。 1977年冬，地处团泊洼的大邱庄农民再也不能忍受穷苦，提出“谁能带领大队（即现在的村）致富，谁当书记”。这对时任村书记禹作敏是个新的挑战。他向社员保证，三年摘掉贫困帽子，如果实现不了，自动下台。禹作敏因此取得了群众信任，连选连任。一个个人高度集权下的经济改革就这样开始了。他公开说：“我用的人，群众选出来的一个也没有。”而禹作敏用的“能人”中，特别是承包大厂的主要领导多是禹作敏本家堂弟、女婿等家族成员，或是“忠于”他的贴心人。
禹作敏在大邱庄“一呼百应”，直到最后他利用土皇帝般的权利贿赂政府官员甚至一些政府机构独霸一方；采取以最低价格进原料、以最低的劳务费加工，千方百计避税、逃税，从而实现了低投入高产出原始积累办法，实现了中国改革不到十年，1987年大邱庄工业产值达到2亿元，税后纯收入4000万元，分别比上一年翻了一番，1988年计划产值达到5亿元，纯收入达到8000万元的“一夜暴富”。禹作敏说，那时，“大邱庄住着工商、税务、公安派出所5个人，还有银行。法院帮我要款。他们的工资半明半暗，两头都拿工资，派出所所长的工资由我开。”
1992年，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大邱庄是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连年稳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禹作敏也成为国内外的“新闻人物”。
有人总结说，禹作敏现象的直接和本质原因是产权不明。这不能说服人，因为这样的解释忘记了禹作敏曾经公开说的一句名言“去掉‘土’字我就是皇帝！”而帝王意识现在在我们的国民心里依然根深蒂固，不是自己想称王，就是动辄拜服皇恩。其次，权力寻租更是禹作敏生存的温床，而这个温床又与帝王意识异曲同工。
禹作敏的变化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如果我们不对这样的问题进行反思，仅仅去谈什么“明晰产权”，我们就还会有这样的担忧：禹作敏是否在制造着另一批禹作敏？谁在日夜不停地将人的视线扭曲变形？
牟其中：牛皮吹大了也要埋单
蔡恩泽
2000年5月30日，新华社一则电讯引来人们愕然：南德经济集团总裁牟其中因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牟其中称得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风云人物，他那海阔天空的神侃、惊世骇俗的创意、天马行空的壮举，着实曾让人们敬仰过、礼赞过。然而，早在多少年前，就曾有人预言过：牟其中早晚要出事。一语成谶，不幸而言中，牟其中东窗事发，将以花甲之龄在牢狱中度过残年，抱撼终生。这并非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客观公正地总结牟其中，使后人哀之而鉴之，还是很有裨益的。
从小商贩到倒卖飞机，从“大陆首富”到“首骗”，从北京被捕到武汉庭审，20年间，牟其中走过了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
牟其中，生于1941年，四川万县人，据称其父曾是当地一位银行家。1980年2月，牟其中借了300元钱在家乡成立了“江北信托服务部”，做点当时被称为“投机倒把”的生意，从重庆一家半停产状态的军工厂弄到一批座钟卖到上海，又为万县一家皮鞋厂在外地销出大量积压的皮鞋，赚了不少钱。他从贸易中体会到：通过把生产、市场、金融、运输等条块分割的领域进行某种组合，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从1984年开始，牟其中弄到1000万元搞了6个工厂，结果经营失败，陷入了“三角债”。牟其中经过反思，感到搞实业太苦太累，风险也大，于是又转回到搞贸易，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
倒卖飞机应是牟其中一生的一个亮点。1988年到1992年期间，牟其中利用苏联解体的机遇，从我驻原苏联商务参赞等老同志处获悉俄罗斯的贸易情报，他用了300多家的积压产品，从俄罗斯换回4架图154飞机给四川。美国哈佛大学已把牟其中这一轰天壮举列为哈佛教学案例。仅此一点，把牟其中当作商战高手也不为过。飞机贸易究竟赚了多少钱？有说3个亿，有说0.8亿，也有说0.2亿。牟其中却笑而不答，制造模糊，抛出悬念，让你去想像，想像得越多越好。于是新闻媒体竞相炒作，有家杂志估算牟其中有20亿资产，将其列为大陆首富。
飞机贸易成功后，时任南德经济集团总裁的牟其中头脑已是40度以上高烧发热。南德在1994年、1995年期间参与了俄罗斯两颗通讯卫星的发射，据说投入了3000多万美元，但卫星上天后，缺乏专业经营能力的南德公司却找不到合适的买主。由于公司债务累累，只好廉价将南德在卫星中的股份以1000多万美元卖掉，这完全是“赔钱赚吆喝”的买卖！从此，牟其中一蹶不振，靠行骗为生。
1995年6月，牟其中经人介绍与原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离职人员、澳大利亚澳华公司经理何群相识，共同策划以虚构进口贸易的方式，通过对外循环开立180天远期信用证，达到非法获取银行资金的目的。并指使姚红、牟巨等人配合何群实施诈骗，利用编造的虚假外贸进口合同，在银行骗开信用证，获取资金。从1995年8月15日至1996年8月21日，南德集团凭借虚构的进口货物合同、交通银行贵阳分行对合同的“见证意见书”，通过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在中国银行湖北分行共计骗开信用证33份，议付31份，获取总金额6.2亿多元，造成中行湖北分行2.9亿多元损失，构成信用证诈骗罪。
牟其中一生中3次进大牢。前两次，一次是1974年，牟其中因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第二次是1983年在老家因“投机倒把罪”被关押。如果说前两次是极左路线下的冤假错案，那么第三次则是实实在在的诈骗罪，铁证如山。牟其中算是彻底淹没于市场经济大潮中，永世不得翻身了。
要论当代吹牛大王，牟其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这位大专学历、口才颇佳的民营企业老总，说出话来常有新思维新观点，但仔细斟酌，又是一张牛皮。
“哈佛培养总经理，我们培养董事长。”
“我们的目标是在2005年以前成为世界十强企业，这个目的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
“我现在打算为中国每一个省搞一条高速公路，还有铁路、通讯设施，我们要在满洲里建‘北方香港’，在海外建几十个投资银行，当然还要在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改选，中国能做这些事情的公司只有我们一家。”
“我们完成了‘黄金潮’引水（融资）工程，以后发工资只用美元，南德人用人民币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南德卫星电视台马上要成立了，我们要往天上发10颗星、30颗星，在1997年7月1日，我们要向全世界直播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性场面。”
“我们要炸开喜玛拉雅山，打通南亚国际通道。”
这一连串惊心动魄、近乎神话的牛皮吹得人目瞪口呆，神魂颠倒，被某些文人奉为超前思维的大手笔，被媒体火爆炒作。
吹牛和撒谎从来都是骗子的高招，牟其中就是以这些牛皮大话来壮己声威，压倒对手。这些牛皮凸现了牟其中的狂妄无知。洞察南德底细的人说，牟其中的公司充其量是一个大杂烩、大拼盘，公司业务虽然横跨航空服务、租赁、航运、金融服务、风险投资、贸易、工业、房地产、高科技、工程开发、信息咨询等十多个领域，在国内外有二十多家分公司、子公司和七个主要研究所，贸易伙伴遍及世界各地，但除了倒回几架飞机外，几乎未做成一笔生意，
连一个像样的产品都没有，牟其中自诩为“第四产业”。他的“分公司”“子公司”、“研究所”都是空的，一个单位只有一个人，甚至几个单位只有一个人。牟其中与外国记者谈话，在几十天里把自己的资产越吹越大，“三亿”、“六亿”、“十亿”、“十三亿”、“二十亿”、甚至“五十亿”。他的顾问问他：“你的钱在哪里？你怎样赚来的？你交了多少税？”他神秘而得意地说：“谁来查我？！怎么查？！”
如果把牟其中仅仅定义为一个骗子，他的成败得失，也许并不值得我们研究和总结。如果把他定义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则不但真正的企业家不屑与其为伍，牟其中本人也不会同意，因为他无此志向。牟其中是个充满野心的政治投机分子，他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的素质和他巨大野心的落差以及他所处的环境，注定了他不可能有最终的成功。所以，有识之士断言，牟其中的失败，不是一个企业家的失败，而是一个投机分子的失败。
牟其中太看中企业的政治包装了。他喜欢人家说他有来头，有政治背景。他野心太大，凡事讲求政治色彩、轰动效应，高层政府才能做的事，他也要跻身其中，涉足其间。他曾口出狂言，要从俄罗斯买回航空母舰装备中国海军。他在南德公司初创时期组织桥牌赛，希望能邀请到邓小平出场。图154飞机贸易生意搞成后，他得志便猖狂，急于借机进入政界。一天，他说：“现在要设法让xxx（中央某首脑）到南德来支持我，树我为商界典范，谁能把xxx请到南德来，我给谁100万元。”他固执地一再给中央领导写信，千方百计找上层关系。
为了提高知名度，牟其中不惜重金创办《南德视界》报，半月一期，分中、英、俄三种版本，每期发行2万多份，四处散发，有求必寄。他的高论几乎每期都有，以至人们弄不清他的主要精力是什么。这些宣传品产生的广告效应，使牟其中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个儒商、红色民营企业家。他曾直言不讳地说：“企业利润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企业的政治形象。”这就一语道破了他的政治野心，他太迷恋政治了，他梦寐以求地是打入中国政界，用权力资本垄断市场。
牟其中曾说过：他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纯粹的经济学家，更不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四不像”——半个经济学家+半个社会活动家+半个企业家+半个理论家。这四不像其实就是他这个投机分子的自画像。
有人说牟其中是一个有商业眼光的人，但他决不是一个商人。他一次次的摔跤和不知反省，比他偶然的一两次成功操作更能说明问题本质。牟其中更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他本该当个教员或者文人，去专门办培训机构，用三寸不烂之舌挣饭吃。那样他也许会做得很好，成为一个出色的教授、文学家或者培训师。无休止地给自己进行政治包装和文化包装，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务实和理性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没有市场。
牟其中浮躁、狂妄、张扬、亢奋、冷酷、追求刺激、不近情理，是个知识庞杂但缺乏专业能力、充满自信又有些固执、经常想像而时有梦呓、喜欢向人许诺却总是落空、擅长舞文弄墨和演讲报告却缺乏实际操作队伍、爱讲世界经济与金融大势却往往一知半解、爱说自己又发现了什么理论其实国内外早已有之、爱讲大话爱作宏观规划却过后就忘的人。他当初真应该去选择卖嘴皮和耍笔杆的行当。
牟其中昙花一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page split---|
褚时健：功不抵罪的烟草教父
汪斋
褚时健，1928年出生于云南一个农民家庭，1949年参加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过服务员、指导员、区长、区委书记、玉溪行署人事科长。从1963年开始转入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等企业。
1979年，51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
1986年,褚厂长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他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褚时健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红塔山”系列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
褚时健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全国最红的国企红人。他的政治荣誉不胜枚举: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
同时，褚时健也几乎成了烟草行业的“教父”。某卷烟厂请到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他的女儿去广州,有多少辆小车在机场硬生生地等着,抢着接机。一位作家仅仅因为跟云南这一片辽阔的土地有点熟路,便有人想通过他跟褚时健搭上线。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威风八面。
1996年12月28日，褚时健出了事，他被有关部门从边陲小城云南河口带走。由于褚时健和红塔集团的名气，案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轰动。之后，纪检人员对此案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
1998年1月，新华社通电全国：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经过联合调查取证，已取得重大突破。经查，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之便，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55万美元，其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利用职权为他人批烟谋利，其亲属从中大肆索要、收取钱物，其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国法。褚时健其他更为严重的经济违法违纪问题正在侦查之中。
1999年1月9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时年59岁的褚时健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前后,褚案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议题,体制内外,纷纷争说。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涉案金额空前,超过当时全国已经披露的最高腐败金额若干倍,对体制内外构成极大的刺激,更因为它呈现了当时已经开始困扰国人的“世纪难题”——转型期的国有资产管理,以及国企官员的管理。
褚时健后来有如此供述:“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当时红塔集团的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褚案既出，官民俱感震惊。在光耀四方的国资名义的红塔之外,褚时健建立了一个十多亿高的秘密账户，虽然每年都有国家审计,但都没被发现。这笔巨款只有褚时健个人能动，他的贪污即直接从这个账户划入私人名下,没有别的技术含量。但大批困境中的国企却迫切需要褚时健式的经营人才，当时官方的议题是如何“善待”他们。而民间反腐声浪渐高,官方对他们爱怨交加。据当时新华通讯社的报道,要法办褚时健，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不少人认为,褚时健功劳太大了，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有些人担心：查办褚时健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
按当时中国对贪污犯罪的“判例”，褚案涉及金额已经数倍于死刑。不能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褚时健宣判是刀下留情，但从某种角度上看，褚案的刀下留人也是某种民意的体现。
后记
经济改革，常以以失败论英雄
巴陵
改革开放，新旧思想观念、新旧政治体制、新旧习惯势力碰撞激烈，出现大批破旧创新的风流人物。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改革开放三十年，造就了无数群英，同时也造就了众多失败的“英雄”。他们敢为人先，勇于探索，为国家经济做出不小贡献。在他们当中，有的人历经挫折却依然向前，有的人犯了不少错误却也能从错误中悟出有意的东西，这样的人即使是失败者也值得尊敬。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最后走上犯罪道路，而且罪不可恕，其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他们个人的人生观的转变。
中国自古崇扬谦虚，收敛个性，外圆内方。真正的企业家不仅需要胆识与智慧，更需要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经济规律告诉我们，企业需要迅速扩大规模，但不是拼凑或者盲目扩张。企业扩张要遵循市场客观规律、降至最低成本、吸取原有人才、融合企业文化、结合国家扶持计划，利用自身资金、技术、品牌、管理、人才优势，大刀阔斧地通过兼并、收购、托管、控股等方式扩张。与此同时，企业家的人格魅力也是来带领企业战胜一路向前的重要因素。
我们无法一一记述那些曾经的过客和一路向前的行者，但上述这些具有一定标志性的风云人物，也许能代表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