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寻根文化的产业化思考
说到寻根文化的产业化，让我想起几个月前轩辕黄帝陵重阳公祭大典。其间两个有意思的镜头，其中一个是被邀来进香的明星们（不方便点名）把一根长长的烛香插的东倒西歪，然后再对着旁边的摄影机扮调皮相。
另外一个镜头是，膜拜的地方官员清一色的西装，进香的贵宾中却是很多人则穿着牛仔裤，数千个穿校服的孩子们则不时地对着摄像机招手、装鬼脸。
出现类似散漫问题的还有湖南炎帝陵公祭大典，每年炎帝陵祭祀活动主要集中在清明、重阳两个节日，而且也基本是由当地有关部门主办，带有半官方性质。公祭期间，场面宏大，活动结束，而再很难听到有人提起，当笔者问起人们对炎帝的了解，为数不少的人并不知道炎帝是何人，其中，一位农村妇女的答案让人尴尬：“是灶王爷？”
民俗产业化，是提了很长时间的事情了，寻根文化产业化也是无可厚非。的确如此，没有任何一个文化产业能与寻根文化所相提并论。其实相当多的人都了解，中华民族寻根文化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有三个，一是陕西轩辕黄帝陵，另一个是湖南神农炎帝陵，还有一个是山西洪桐县大槐树，她们是中国寻根文化的极致，这三个文化极致后面都有数亿人的认同基础，按照市场学原理，她也必然具备市场运作的基础。实际上，同寻根文化一样代表中国人渊源的寻宝文化早热的发紫，但寻根文化始终无法走上现代产业化的康庄大道上来。
寻根文化在人们的感觉里依然是曲高和寡，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这其实也是多数学者的共识，在前不久由省政府组织的民俗产业化论坛上，大家都表示认可。既然认可，那就说明，寻根文化产业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一个平民化的过程，如果只注意到对寻根文化的高规格而不去融合寻根文化与民众意识，难免出现连参加公祭者自己事后都不能理解轻佻现象。
显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平民化已经成为寻根文化产业化的最重要的基础。平民化，就一定要有平民的广泛参与。历史上炎、黄帝的祭祀活动除了官方的公祭外，每年的初一、十五以及各种节令、节庆（除夕、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尝新节、中秋节、重阳节、回归日、喜庆月、丰收年等）都会出现一定规模的民间祭祀活动。但在历史的进程中，尤其是到近代后，炎、黄祭祀活动已经由历史上的每年十几次缩减为只有两、三次，而且参加祭祀的基本属于官方或半官方性质，即便有普通人参加，也多是居住在附近的百姓。显然这种始祖文化，已经严重缺失了应有的民间认知率和文化规模，尽管延续千年，但依然不具备产业化的基础。
与炎帝、黄帝寻根文化的在民间的低认知率相比，山西洪桐县的大槐树却是例外。这可以从中国乡村的家谱上找到印证，也可以从江苏、四川一带的家族祭祀典礼上听到抑扬顿挫的给先祖太原王氏叩首、给先祖太原张氏叩首…给先祖太原刘氏叩首的祭祀典礼中找到依据，它深刻地刻在民间的记忆里，多数城市人回到乡下时，依然能从老人的故事里听到这棵大树的不平常，至今我们能见到有东南亚的华侨携妻带女自发的到山西去瞻仰这棵民族的硕大根脉……很多人在追忆大槐树时，表情上是严肃的，但是大槐树至今默默地站在那里，没有黄帝陵的雄伟气势，没有炎帝陵的辉煌大气，没有官方半官方的大型祭祀仪式，而多数的祭祀仪式是在家族中展开的。
所以，中华民族的寻根文化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路子，一个是具有宏观的气派形体，威严但不能接近，似乎它停留在形式上，没有走进民族的生活；另外一个是在民族的记忆中枝繁叶茂，具有平民化的基础，但形式是卑微的，缺少了宏阔的气势。两者无论谁更具有进步意义，但从产业化的角度来讲，两种形式都算不上成功。
有人认为，参加历次炎、黄帝陵寻根祭祀大典的都是各界名流，包括前不久轩辕黄帝陵大典，参予祭祖的不仅有当地的官员，而且还有几十位在奥运会金牌运动员，应该有很好的民意基础。
不可否认，社会精英的参与对推动寻祖文化的有非常重要意义。但民俗只所以称为民俗，它的前提必然是平民在前，尤其是农耕文化并未消失的中国，精英文化只能与平民文化并行，并不能取代平民文化，所以精英化的炎、黄帝陵公祭大典只能说是“官俗”不能算是民俗，正因为它不是平民意义上的“民俗”，所以她离平民很遥远。在没有足够的民间参与基础的前提下，很难将寻根文化推进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上。
所以炎、黄帝陵寻根文化产业化的方向，当前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寻根文化从精英化向平民化转移的手段问题。寻根文化应该也是一种民俗，既然是民俗，它就应该具有民俗特点。
民俗的显著特点有两个：一个是，它有着丰富的并且是平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另一个是，它具有的文化内涵一定要非常浅显，易于理解。
这个特点可以从寻根文化的一个分枝——家谱文化中观察的到。家谱文化的形式就是修建祭祖用的祠堂、宗族的集体祭拜，全球范围内血缘宗亲的寻找，然后是家谱的续写、修订，节日的供奉等。而家谱文化的内涵就是厘清亲近疏远，梳理纲常伦理，非常浅显、易于理解。家谱文化也是寻根文化的一种，只是它更加平民化，更容易在民间流行
所以炎、黄帝寻根文化的的平民化也是应沿着这样的方向进行。如果走平民化的发展模式，那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寻根文化的形式多样化问题。
炎、黄帝的目前的形式主要表现在清明、重阳的公祭活动上，显然，它远没有中国的其它民俗那样形式那样丰富多彩，这完全可以从中国人的“过年文化”中找到印证。例如，“过年”是过年文化的主题，（作者，路胜贞）但它具有产业化所必须的一切形式元素，腊月到正月是过年的空间维度。做腊八粥、泡腊八蒜、淹腊肉、挂年画、写春联、放爆竹、熬年守岁、迎家神、送财神、踩高跷、闹花灯这是过年文化的外在形式，形式的丰富是保证“过年”文化具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显然只在每年的清明、重阳举行的炎、黄帝陵公祭大典，在形式上虽然辉煌，但它是单薄的，因此并不能算是一个立体的具有现代产业化意义的民俗。
既然，大家都认为寻根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一定是一个精英化转为平民化的过程，那么，拓展更多活动形式就一定是寻根文化由精英化走向平民化的第一步。但是在为寻根文化拓展更多的形式之前会出现新的问题，就是如何给这些多样化的形式赋予相应的文化内涵。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来反观一下我们的“过年”文化。过年文化是形式最多，也是内涵最丰富的一个民俗文化。过年文化中的每一种形式也都有自己独立的aihuau.com精神内涵：做腊八粥是为了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贴春联和挂门神是为了祈求福寿康宁；放爆竹是为了驱除瘟疫疾病；请家堂是表达对祖先敬意；迎财神是祈求过上幸福的好日子；熬年守岁则是为了去旧迎新；大拜年，是为了增加亲情了解，融洽邻里关系；闹花灯，则是庆贺新春开始，集体狂欢……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丰富生动的内涵，所以，中国人把每一个细节都演绎的尽善尽美、丰富而有滋有味。因此，“过年” 在中国历史上渊源流长，也是中国民俗化产业化最成功的标本。可以说过年文化涵盖了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过年形式，也有上百种的精神内涵，饱满丰繁，变化无穷，尽管多的有些令人眼花缭乱，但它始终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除旧迎新，祈福未来。
显然，在寻根形式还没有出现之前，还不能很确切地说应该给赋予它象过年这样丰富饱满的精神内涵。但从过年文化这种由主到次，线穿珍珠的式的形式里得到启发，寻根文化完全可以象过年文化一样，先找到一条主线，然后沿着这条主线，沿展开更多的形式，这就如同一棵大树，有了一棵粗壮的根，然后再派生出更多的须根。这样所有的寻根文化的所有形式都有了灵魂依托。
寻根文化到底应该有一条什么样的主线？这可能是争议最多的一个事情。从现有的祭祀文化来看，它的内涵应该是更多的体现在民族的统一与团圆层面，它是民族历史的记忆，它符合社会的真实。而平民的记忆多是在个体的生命与自然抗争的苦难记忆中形成的。所以平民化的寻根记忆主线似乎应该沿着个体对与自然的苦难与抗争展开。
个体对于民族根源的理解在很多时候是与群体的理解是不一致的，比如以大槐树为象征的明洪武年间的移民大迁徙，对于政治群体来说，是移民垦荒的战略决策，对于平民来说则是“民食蝗，人相食”苦难和抗争。实际上在个体的记忆里，大槐树是白发苍苍的老娘送别远走它乡的儿女，是一段妻离子散的无奈和苦难，因为带有太多的悲苦，它刻在了民族骨头里。至今很多东南亚的老华侨在说起山西大槐树时，依然会热泪盈眶。
个体对于祖先的理解就是对于苦难的理解，往往就如同教徒对于耶稣的理解一样。因为敬重祖先的苦难，所以内心不敢有一丝的不恭敬。以敬畏和苦难为基调的寻根文化是稳重的，因为苦难而凝重，因为凝重而迷信，因为迷信而存敬畏，它长在民族的骨头里。所以在很多人的家谱里能看到太原王氏、陈氏、李氏、却难以看到轩辕氏，关于黄帝的记忆更多的存在与官方可供查考的姓氏起源里。
脱离个体生命的寻根文化是游离的，是缺少亲切感的，脱离悲悯情怀的寻根文化是休闲的、是旅游、是好奇的，是肤浅的、是用眼睛看。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孩子站在黄帝陵前，但缺少了对于祖先的最起码的敬畏。所以，依托于个体生命对于生命的理解为未来不断拓展的寻根文化的形式注入新的内涵，应该不失为一条在民间快速普及的精神主线。
以炎黄为代表的寻根文化未来的发展基础在民间，它的产业化也必然离不开民间的推动。只有在民间的产生相应的文化交易，它才会与今天的社会经济相协调，产生出更多的文化和经济效益。
当这种平民化的寻根意识能从精英阶层走进千万普通家庭，走进台湾、走进香港、走进澳门，然后漂洋过海走进每个华人的心里，这对于整个民族的融合、对于现代经济的发展该有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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