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重塑企业道德
采访人：柯恩
在哈佛商业评论杂志组织的战略年会上，我们做了一个听众调查：“你希望讨论的重大话题是什么？”在与会者提出的众多话题中，企业道德赫然居前。的确，三聚氰胺事件以无数幼儿受难和行业全体蒙羞的事实来提醒我们，整体而言，中国企业的道德已经恶化到了何等程度。
在对不良企业批判、惩罚之后，对于我们广大的企业而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重塑企业道德，取信于民，诚如温家宝所言“一个企业家身上应流着道德的血液”。在2008岁末的这期杂志，我们就要聚焦“企业道德”这一话题，从心理学、经济学、伦理学三个领域着手，借助学术界的严谨思考和研究成果，对道德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结构性的分析，并提供系统的企业道德管理方法。
在《为何商业人士道德意识薄弱——与哈佛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的对话》里，加德纳教授（Howard Gardner）分析了道德意识形成过程，解释了商业人士为什么保持道德意识比较难，并且就企业管理者应该如何为自己和企业树立、保持高道德标准提出了建议。
在接受本刊的采访中，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与我们讨论了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问题。茅于轼对于民众中“市场经济把人变富了，心却变黑了”的普遍误解做了澄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私心是中性的，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其分界点在于是否侵犯了别人的利益。那些道德沦丧的事情，其原因在于对市场规则和秩序的破坏、对他人利益的伤害，而不在于市场经济本身。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交易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讨价还价拍板aihuau.com成交，利益达到均衡，双方都得到好处。这样的交易行为是互利互惠的行为，没有任何一方受到掠夺或者侵害。当我们谈到道德滑坡，不应谴责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而应谴责对个人利益的践踏。（参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道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茅于轼先生本人就是高尚道德的身体力行者，他以近八十的高龄，用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在山西农村试验小额贷款和植树扶贫项目，在北京创办公益性的富平家政学校用于扶贫，深受人们敬重。我们觉得他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有资格讨论道德的人之一。
哈佛商学院的管理伦理学副教授琳恩•夏普•佩因（Lynn Sharp Paine）则研究了组织道德规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在《企业的道德管理》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在整个组织层面进行道德管理的企业案例。这些企业认识到，即使企业行为合法合规，也并不能保证道德上就是正确的。法律的目的并不是鼓励人们弘扬美德或者追求卓越。它不具备模范行为的示范效应，甚至也并未对优良品行做出界定。因此，这些企业实行了基于诚信的道德策略，以道德价值观为准绳寻求发展机遇、设计组织系统，指导个人和团队的决策过程，对提升公司竞争力、鼓舞员工士气、与关键客户建立持续稳固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写到这里，我们想起合肥熔安动力机械公司总裁邓辉与我们分享的一个案例。他们公司正在筹建船用低速柴油机的项目。中国和韩国在这个领域几乎同时起步，而如今韩国是世界老大，产量大约是中国的五倍。当他到韩国最大的低速机公司参观时，发现这个厂的墙壁上到处都贴着中国的古代格言“诚者，天之道也” 。而这，就是这个公司成功最大的奥秘。如今，邻国的企业因秉承中国诚信的古训在商界异军突起，而我们的“中国制造”却在海外屡屡受到道德拷问，我们难道不该反省吗？|!---page split---|
为何商业人士道德意识薄弱采访人： 布朗温 • 弗赖尔（Bronwyn Fryer）
企业高管急剧膨胀的薪水报酬，一轮又一轮的缩编减员，众多大企业的道德失范，这一切都使得公众对企业高管的敌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教授、多元智能理论奠基人霍华德•加德纳指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企业领导者加强道德规范。虽然加德纳教授本人并不是伦理学家，但作为心理学家，他认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是要弄清人的伦理道德是如何形成的，为何有些人会出现道德缺失。本文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布朗温•弗赖尔对加德纳教授的专访。在采访中，关于企业管理者应该如何为自己和企业树立并保持高道德标准，加德纳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与人类的规范意识、综合意识、创造意识和尊重意识不同，道德意识将对他人的尊重扩展到了一个更抽象的层面。一个具有道德意识的人会问自己：“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怎样的员工，以及怎样的公民？如果我所有的同行和我想的一样，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人们通常认为拥有尊重意识的人一定具备道德意识，反之亦然。但加德纳教授觉得，一个人有可能心怀敬意，但他不一定知道为什么。
谈到道德意识的形成条件及影响因素，加德纳教授指出，一个人的道德取向起源于家庭。当孩子逐渐长大，同伴的影响也会变得非常巨大。此外，周围社区对待居民的方式也具有同样的影响力。他以意大利的雷焦艾米利亚模式为例，说明了社区是怎样培养公民道德的。
相比其他专业人士，商业人士保持道德意识要更难一些。加德纳教授认为，严格说来从商算不上一项专门职业，专门职业会形成一整套管控机制以及对违规者的惩戒措施。此外，对于受监管的职业，良师的指导非常重要。但商界没有这种模式，从商也不需要什么执照。唯一的要求是：赚钱，但不要违法。
在组织中，一些人不讲道德的做法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如果员工发现领导和同事做了坏事却“安然无恙”，他们就敢于去效仿。但反过来，如果企业领导者在伦理道德上以身作则，那么员工就会受到鼓舞，并以他们为榜样，这从长远来说对企业非常有利。在工作中，不同利益集团是和谐共处还是勾心斗角，特定的表率人物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是否有信心，这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人人都关注同样的东西，那么就更容易做有益的工作。
加德纳教授认为，对于企业领导者来说，坚守道德准则的最好办法就是，坚信这样做对企业的利益至关重要。当一切都进展顺利时，无论是对于你还是他人，保持高的伦理道德标准还比较容易。而当周围的环境诱使你放弃道德标准时，你必须严于律己。如果你花点时间，找个机会，好好思考一下自己制定的宏大使命，看看自己是否正朝着实现这一使命前进，那么你就更有可能做有益的工作。帮助你遵守道德准则的另一个方法是“正向定期免疫”。所谓正向定期免疫，是指一个人在与其他人接触，或有了一定体验后，会强迫自己检讨自己的行为，或为他人树立榜样。
企业领导者身边最好有三类敢向权势人物讲真话的参谋：首先，在企业内要有一个信得过的顾问；其次，在企业外也要有一个人能给他提建议，这个人最好是与他身份相当的老朋友；最后，要有一个真正独立的董事会。如果你能够真正倾听上述三方的建议，并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你就不会犯太过离谱的错误。|!---page split---|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道德采访人：柯恩
关心道德问题的人也许会发现，许多经济学家写过关于道德的严肃著作。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最初就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他穷其一生，六次修订《道德情操论》，赢得了巨大声誉。哈耶克、布坎南、诺思等著名经济学家也很重视道德问题。
我国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就这一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道德伦理学离不开功利主义，因为一切对人不利的事物不可能合于善或者合乎道德，所以伦理学越来越接近经济学。他用经济学家的眼光重新审视市场经济下的道德，提出了其他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茅于轼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有道德并不难，只需克制自己的私心，不伤害别人的利益，适当关心别人和社会的利益，就可以称之为有了基本的道德。我们过去常常认为有道德就是没有私心，甚至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先人后己、毫不利己的精神很高尚，也值得称赞，它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不可能成为社会成员中利益关系的普遍基础。
他指出，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迅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原因。价值观特别是道德观不重组，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绝不可能完成。我们的一些传统道德观需要转变，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承认人追求自身的利益是正当的，是合乎道德的。
不过，自利是人的本性，只要允许自利之门打开，它便会像洪水一样冲刷到每一个角落。我们现在看到的生产假冒伪劣商品、坑蒙拐骗、权钱交易等丑恶现象，其原因在于对市场规则和秩序的破坏、对他人利益的伤害，而不在于市场经济本身。我们谈到道德滑坡，不应谴责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而应谴责对个人利益的践踏。
对于企业家而言，最大的道德义务就是使企业赚钱。如果企业能赚钱，就说明企业创造的价值大于企业消耗的成本，这样的企业就是对社会有益的。如果企业不能赚钱，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维持这样一个企业就是得不偿失，浪费了社会资源。
但是，认为市场经济代表着毫无顾忌地追求私利，这是极大的误解。历史上曾经有一些企业在起步阶段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但是社会在不断地发展，信息沟通越来越方便，互联网等新媒体无处不在，消费者和商家也越来越有经验，做不道德的事情越来越困难。现在的企业如果还想通过不道德的手段来恶性竞争，欺骗顾客，压榨员工，只会自讨苦吃。它们完全有可能通过管理、技术、营销上的创新来发展壮大，正大光明地赚钱。另一方面，如果商业社会真的欺诈盛行，信誉就成了稀缺的东西。根据经济学的一般规律，越是稀缺的东西越值钱，诚信的企业此时就能赚更多的钱。
对于企业员工，无论是做什么工作的，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就是恪守职业道德。市场经济社会就是一个互相提供服务的社会，只有人人恪守职业道德，为社会和他人提供良好的服务，整个社会才会走向和谐富裕。
茅于轼认为，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要求每个人从自己做起，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爱护身边的每一个人；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服务于社区，遵守公共秩序，不钻制度的空子；节制地使用不收费的公共服务；用灵活的态度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更在意追求精神上的享受；给予别人以尊重和宽容，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page split---|
企业的道德管理琳恩 • 夏普 • 佩因（Lynn Sharp Paine）
传统观念认为，道德纯属个人问题，所谓本性难移，它很难改变，亦不会受组织影响。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却证明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80年代比纳食品公司隐瞒苹果汁掺假的事件，以及20世纪90年代西尔斯汽车维修中心向客户销售不必要的零部件和服务的丑闻都说明了企业对员工个人行为的影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往往是员工和企业合谋的结果，反映出该企业的文化导向。
企业道德的重要性引起了更多管理人员的关注，许多人要求公司的法律顾问制订道德规范计划，用于发现和防范违法行为。此类计划强调企业通过加大监督和控制力度，以及对行为不当者进行强制处罚，来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毫无疑问，公司确有必要建立有效的法律合规策略。但是，如果管理人员认为做到法律合规就足以解决日常经营中出现的所有道德问题，那就错了。有些行为虽然合法，从道德的角度来看问题却很大，后果也很严重。
1991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案例就是个例证。在获悉公司的国债交易办公室涉嫌非法操作时，四位高管人员并未采取恰当的措施进行应对，因为根据公司法律顾问的意见，高管们在法律上没有责任披露这些不当行为。然而，正因为高管人员迟迟不予披露他们已经知晓的违法行为，导致员工、债权人、股东和客户对公司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这些高管人员继而也失去了领导的道德威信，纷纷被迫辞职。他们的道德沦丧最终导致公司蒙受的损失估计将近10亿美元。
本文作者推荐公司采用基于诚信的道德策略。作者认为，法律合规的根本在于避免法律制裁，而从诚信的角度来看，道德管理的任务在于明确企业的价值取向，并赋予其生命力，同时营造有利环境，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提供支持，并培养员工的共同责任感。在这个前提下，遵守法律被视为组织生活的一个积极的方面，而不是来自外部当局的、不受欢迎的强制约束。
在实施诚信计划时，有些公司从行为入手，制定了行为准则，详细说明了什么是适当的行为，并建立了奖励、审查和控制系统。也有些公司对具体行动关注较少，而是将重点放在培养反映企业价值观的态度、决策过程以及思维模式上，认为正确的行动源于个人的内心认同和恰当的决策过程。
本文详细介绍了马丁－玛丽埃塔公司、NovaCare公司和韦瑟里尔公司实施诚信策略的不同经验。这三家公司的管理层都发现，诚信计划对提升公司竞争力，改善工作环境，增进公司和外界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无论是配送不足，还是配送过量，韦瑟里尔公司都会对供应商如实相告。在部件销售中公司也总是实事求是，即使很容易隐瞒欺骗行为，它也决不会弄虚作假。在13年里，韦瑟里尔公司的收入从不足100万美元稳步增加到近9,800万美元，要知道，该公司所在的行业几乎没有增长。
要想营造有利环境，促进负责任且合乎道德的行为，需要企业的持续努力，以及在时间和资源上的大力投入。如果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即使行为准则、道德规范总监职位、道德规范培训计划以及年度道德规范审核样样俱全，也不一定能够打造出价值观与行动协调一致的守法负责的企业。实施正式的道德规范计划可以起到催化剂和支持系统的作用，但企业能否真正做到诚信，还是取决于公司的价值观是否真正融入了它的驱动系统之中。
来源：哈佛商业评论杂志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