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沉浮史玉柱》
事情越闹越大，直到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点名提到年广九的事情，“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此时，年广九的雇工问题才算告一段落。 这一切就发生在史玉柱读大学期间。可以想见，尽管史玉柱就读于中国民营经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浙江，但直到他毕业那年，关于雇佣工人的问题还需要闹到中央领导人的层面才能解决。你无法想象一个经历了15年学校教育的人，会将这些个体户和主要由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农民（上文提到的年广九甚至不识字）构成、身份还显得很可疑的“企业家群体”当作自己的模范。况且，就一般社会生活来说，杭州同合肥在当时的差别并不大。尽管史玉柱有“史大胆”的称号，他还是不可能放弃在政府机关的工作机会而选择去当一个个体户或者一个乡镇企业家。 而在1989年史玉柱从深圳大学毕业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始于1984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之后的几年里开始显现效果，非公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1985年，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公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仅占3?0％，到199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9?8％。 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企业家形成的第二次浪潮。自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大批体制内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转到体制之外，“下海”经商，从而构成这个时期企业家的主要来源。
大体来讲，这个时期机关干部出身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是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的。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价格双轨制开始实行，价差产生了巨大的利润空间，有专家估算，在1987年，我国的全部控制商品的价差在1300亿元以上。这个千亿规模的价差空间给那些从机关停薪留职下海经商，有能力和关系以体制内价格购入物资，以体制外价格卖出物资的人创造了完成资本积累的机会。 与机关干部出身的企业家不同，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是靠创办科技企业起家的。联想、四通等企业都是在这个阶段创立。 1985年以后，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多项政策，特别是1988年3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在继续鼓励和促进民办科技机构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提出“科研机构以多种形式长入经济，发展成新型的科研生产经营实体”，引导国有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大中型企业，按照民办科技机构的经营模式，用预算外资金兴办新型科技企业。这些企业与民办科技机构在经济成分上不尽相同，但却共同拥有全新的经营机制，因而一起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科技企业群体，并进入新一轮发展高潮期。 在1991年上海开发浦东之前，广东一直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地方，而紧邻香港的深圳更是重中之重。在深圳的创业气氛中熏陶了两年的史玉柱，已经很难再回到办公室里，做一个体制内的机关干部了。 关于这一点，2005年史玉柱在接受《中国新时代》采访时也承认，“我以前在安徽省政府的统计局上班，因为觉得那种工作环境使人的想法与个性受到压抑，决定下海经商。最初的创业在深圳开始，那时的感觉特别好，从很低的起点一步步往上爬，是最快乐的时候。” 总而言之，在1989年史玉柱下海创业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显现出他的身上有商业基因。他的下海，与其说是个人的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浪潮推动所致。 汉卡时代的商业逻辑印刷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印刷厂大量出现，自然带动了对印刷排版系统的需求。这个时候，史玉柱产品的价格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巨人在1991年到1992年间的高速发展，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