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和舆论的博弈:科龙变局》第32节:风向之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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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隔仅两年,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掉转了枪口,对准了被他称为“善良管理人”的顾雏军。先给顾雏军安上一顶在国退民进中肆意侵吞国有资产、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大帽子,然后以激情有余的笔调,进行批驳!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极具煽动性和诱惑力。比如,在顾雏军一纸诉状将其告到法庭时透露:“诉讼消息刚刚见之媒体,就有相当多的民众主动参与,不但替我组织了顾问团,而且提供了大量经费让我无后顾之忧地和顾雏军打官司。”“陌生的热心读者透过各种方式给我提供了大量的一手信息和证据,而这些证据是我当初研究顾案时,怎么也找不到的。比如,顾雏军5000万美元的原始积累来自于何处,等等。当年对顾雏军神秘发家的困惑,随着这些知情人士提供的一手材料一一解开。”“我简直喜出望外,这哪里是诉讼啊,简直是万众一心‘探海底’。”① 以上言论不管是作秀,还是确有其事,都是处处把自己置于民心所向的地位。民众不但提供经费,而且提供证据,这哪里还是“民众”啊? 而顾雏军的反应,自将郎咸平告上法庭后,就一直没有再公开发表任何意见。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只言片语,从刚开始的委屈,“没想到我们将科龙做好了还有非议,”到后来的不屑,“最近我正着手收购两家欧洲企业,这会不会被说成‘侵吞欧盟资产’?”② 有这样一个花絮:有记者在雅典奥运赛场遇见了顾雏军,顾正悠闲地观看比赛。记者非常惊讶:“国内的经济学家因为你的事情已经吵翻了天!”顾很不以为然:“我不能成天陷在那些烂事儿里!”① ◆ 经济学家凭什么愤怒? 同为经济学家,还是可以分出三六九等的。比如广为人知的两种分法: 一种是台湾已故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的分法。他把通常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那群人,按思想言论的底蕴分为三类:一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是经济工程师;三是特定经济利益的发言人。同样用着经济学中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模型,实则有着显著的区别。 第二种是詹小洪教授在《京城十类经济学人》中所描述的十类人:决策圈经济学人、议会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报章经济学人。仅凭“经济学人”前面的两个字,就像一幅幅漫画,可以品味出其间的异同来。 而在“郎顾之争”中,依主张不同划分出的两类经济学家,谁为这类,谁为那类呢? 经过了宋秦案,郎咸平的脸谱被漫画化了,拥郎的新左派仍然锐利无比;经过了为顾雏军捧场的科龙改革途径研讨会,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依旧如故。
但细细分析,就会发现“郎顾之争”涉及的经济问题不外乎就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究竟该“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第二个方面是“民进国退”过程中是否可用MBO方式;第三个方面是顾雏军从收购到资本运作再到账务的数字游戏问题。问题的核心是郎咸平指责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用“七板斧”伎俩,侵吞国有资产。但仅仅采集了格林柯尔膝下三个企业的财务数据,就做出如此大的判断,显然样本是远远不足以支撑论据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基调,却吸引了无数经济学精英参与进来。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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