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管理》第29节:路线是高于战略的战略(10)
系列专题:《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红色管理》
IBM提出“随需应变”的管理理念,同时也代表了IBM在未来的战略方向,和三星、索尼相比,IBM一个整体的战略周期要更长达20年以上,这种战略一旦显示出效力,其他企业根本无法竞争,因为你要具备它的战略资源和能力,就需要沿着它的轨迹经过几年时间的积累才能达到,而到那时候,市场机会已经不存在了。
这些优秀公司对于战略的理解,已经超越了战略本身,实际上,他们是不自觉地运用了红色管理中的路线管理。我们知道,路线是一个基于长远规划的战略集合群,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任何对于一个点的战略制定,都是基于战术层面的战略目标制定,而路线则是基于对企业愿景和使命的战略规划,它对于企业的影响是长期的、根本的。 海尔、联想、TCL、娃哈哈以及已经在中国市场上做到一定地位的企业,未来的发展面临的挑战都在于:经过引进、模仿、学习以及依靠比较优势可以发展到目前的程度,而未来的征途上则没有航标,甚至没有目标,一切的战略假设和战略投入要依靠自己的判断。 当三星一夜之间崛起时,中国企业学习三星最著名的企业是TCL。TCL决策者李东生总裁就明确指出:把三星作为我们的学习和模仿的榜样,制定出学习三星的时间进程表。 客观地说,这一决策具有战略远见和现实意义,因为三星所走过的路,也必将是中国同类企业未来5年所要面对和必须要走的路,有效模仿的现实路径可寻。但是,如果认真研究中国一些公司模仿和学习三星的真实情况,我们则会发现,国内的诸多企业学习的情况却是形式大于实质、口号大于内容。仔细研究一下,多数企业根本没有抓住三星发展的实质,对三星的全面理解,深度研究也远远不够。作为走向国际化的TCL,同样如此。 1993年,三星的领军人物李健熙提出要实施“数字化战略转型”时,李健熙对于“数字化战略转型”的理解,是一个系列化的战略规划,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仅仅在金融风暴后的几年,三星还是招募了800多名博士以及300多名毕业于欧美名校的MBA。因为李健熙看到的是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后的三星。 而同样一种危机,TCL的李东生,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使得中国的转口贸易普遍遭受严重打击。掌控前端的市场销售渠道,成了TCL从那场危机中得到的最深刻的认识。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1999年,TCL发起国际化第二波,在东南亚、中东、东欧、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以推广TCL自有品牌产品为主,逐步建立了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强大销售网络。但李东生明白,要实行真正的全球化战略是不能只在第三世界转悠。李东生的目标是做一家世界顶级企业。 2001年,在纪念TCL成立20周年的时候,李东生的“反思20年”讲话在集团内外广为传播。其中反思的重要内容就是,“TCL战略的缺失导致集团发展的盲目扩张,许多项目失败得很可惜。”李东生特别提到在成为中国最大的电话机生产企业后,TCL却失去了通信系统制造业的机会。 李东生最终选择了跨国并购,以期一石二鸟,既能迅速提升技术、品牌与市场能力,又能借牌出海在欧美市场的后方培植自己的势力。由此TCL开始他的跨国并购之旅。但在连续与德国施耐德、法国汤姆逊公司、阿尔卡特球手机部门整合重组后,TCL没有找到国际化之门,反而陷入重大亏损危机。 对比TCL与三星,两家公司视野和思维的差异让人心潮难平。 三星公司依靠一种路线思维,一下子看穿了未来十年的变化。三星这个标本,让我们见识了消费类电子产品的趋势和方向。三星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要害:自主核心技术、产品品质与品牌。这些从危机中生发出的路线认识,使得三星能舍得一身剐,首先革自己的命。 而TCL则固执地执注于一个战略点的打造。TCL以一个制造企业的眼光,固执地从贸易视角看待行业。纳入视野的东西,只是贸易配额、贸易壁垒以及本土化生产等这些销售运作的东西,而缺乏对最终产品的品质与性价比的彻底尊重。点思维——营销思维的视野就是价格搏杀,所以常常中国公司所到之处,就是价格战火猛烈之地,也就是低端产品你死我活肉搏的地方。产品和技术思维的缺乏,是TCL的软肋。 从2005年10月开始,TCL通讯已经将其全球业务划分为六大利润中心,其中TCL国内利润中心又称中国业务中心,已经完全将研发和生产业务剥离,以销售业务为中心。其实,这些整改措施,依然是从营销视角看待市场思维的延续。对于TCL来说,真正重要的,还是要调整企业思维,真正从自己付出的学费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战术性策略代替不了战略性思维,战略性的目标点代替不了长期规划的路线图。 第三篇 组织是实现路线的保证 第一章 政治工作是 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美军也学共产党:统一共同价值观 如本书第一篇所述,愿景解决的是组织的根本问题,是组织长期发展的终极方向、目标、目的,使命是在界定了愿景概念的基础上,具体地界定组织的路线、回答组织应该完成的任务,解决的是“我们为什么走到一起来”的问题。组织的愿景和使命是在组织的管理过程中有意识地形成的,而要实现组织的愿景和使命,就要在组织中形成共同价值观,也就是说,共同价值观是在履行使命的过程中所形成了需要遵从的共同信仰。 共同价值观是组织的灵魂。一个组织如果拥有强大的共同价值观,无论它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挫折,但只要“星星之火”尚存,就总能伺机东山再起而成“燎原之势”;相反,一个没有足够共同价值观的组织,无论一时表现得多么的强大,都最终难逃衰败的宿命——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到1950年6月的短短4年间,国民党807万人的庞大军队就在人民解放军的雄师铁骑之下“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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