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管理》第40节:组织是实现路线的保证(11)



系列专题:《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红色管理》

而恰恰是这些企业,却成为了中国最为优秀的民营企业,有的甚至还“活”得很健康,“活”得很潇洒,其原因到底何在?

  我们以上述原理来分析,可以很好地找到破解这一困惑的密钥。在一个组织系统中,战略和流程做到近乎极致的完美,恰恰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僵化,并因此而束缚了手脚。而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当危机来临时,由于不能快速机动地做出反应,这样的企业必定会遭受灭顶之灾,并因此而步入消亡。

  尤其在企业的起步阶段,这些企业的承载能力有限,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更加需要的是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如果盲目的追随世界500强这样的成熟企业去追求完美的战略和流程,最为可能的结果,会是更快地促使其消亡。

  因此,即使是再强大的组织或企业集团,除了较为完美的流程和制度外,也还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中国的企业大部分还处在初创和起步阶段,缺少的是规模经济的优势,在起步阶段迫切要建立的是“船小好掉头”的竞争优势。所以,这些中小企业在初创时如果就去盲目地追从完美的战略和流程,其结果往往会是学得越快死得越快。

  当然,当企业一旦做大和做强以后,就必然要求建立起企业的流程和制度,“一人之治”已很难再适应大企业的运作。我们对“草根浙商”的分析,并非是要鼓励中国的企业都要“船小好掉头”。

  事实上,已经开始做强、做大的“草根浙商”正在失去“船小好掉头”的竞争优势,而这些“草根浙商”也在实施“转轨”和进行“二次创业”,它们亟待处理的问题有:战略的缺位、错位,信用和信任危机,家族式管理,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用人机制等等。

 《红色管理》第40节:组织是实现路线的保证(11)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共产党已经从过去的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导向,在此过程中强调要加强民主集中制,提倡“以法治国”,实际上是共产党在政权得到稳固后,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开始的历史性转变,而民主集中制正是“人治”和“法治”的完美结合,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需要完善民主集中制度,让它更好地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服务。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尤其对那些已经做大做强的企业来说,制度也是立业之本,如果没有了制度的约束,那么强大的企业集团也会变得毫无生命力可言,它是一种用制度来约束和规范执行者的行为。

  为什么在中国许多企业中,企业的规章制度往往会沦为墙上的废纸?为什么诸多老板事必躬亲、苦不堪言,却从未能体验现代企业如臂使指的愉悦?为什么“富不过三代”成了很多创业成功者挥之不去的心病?

  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商业、企业管理缺乏对组织基本的尊重,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蔑视制度。缺乏制度的企业必定不能规范执行力,也就只能靠老板的“一人之治”去解决问题,结果,老板们忙得“苦不堪言”,而员工们反倒在一旁“幸灾乐祸”。

  假如一个员工偷窃了自己店里的东西,应该如何处置呢?按照组织制度管理原则,当然是按照制度赔偿、开除甚至是报警,但中国传统管理却不会简单地这么做:

  在一个描写中国老字号“全聚德”的电视剧里,老板面对偷窃了店里鸭的大师傅,并没有采取制度规定的开除的方法,反而是通过事先设置计谋,在大师傅偷窃烤鸭的瞬间突然出现,并且当众宣布大师傅是首先发现了窃贼、并赶跑了窃贼的人。

  就这样,一个组织内部的“内贼”,在老板的巧妙设计安排下,反而成了擒贼的“英雄”。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计谋管理,它所破坏的是组织的公平、公正的管理制度,但换来的却是大师傅更加感恩的工作。仅仅就这个独立的事件本身来说,我们不得不为中国人聪慧的计谋式管理叫好:既警告了大师傅,又保全了他的面子,同时还赢得了心知肚明的员工的敬佩,可谓“一石三鸟”。

  仅就这个事实的结果来看,中国的企业完全有理由嘲笑和蔑视制度,因为这样做的效率和效果,远比简单地开除更好。一个中国特有的商业现象被忽视了——一个创造了巨额财富的伟大商人,与其所领导的企业的规模、产品、影响力,常常不匹配,甚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事实上,对于“富不过三代”的担忧其实正是因为利润是来自于企业家的个人能力、而不是来自于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可以被不断沿袭下来,但“个人能力”却只属于企业家个人。他们的思维模式与赢利能力,依旧停留在“商人与客户”的关系阶段,他们所具有的情感投入、察言观色和人情练达的能力,所匹配的正是传统的一对一、面对面的传统商业赢利模式的要求。

  因此,企业家、管理者个人的去世,也就意味着组织的消失,显然,在这样的状况下,能够“富足三代”已经实属幸运。如果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不能清醒地区分自己企业的利润空间是来自个人能力、还是组织能力,那么,就意味着依旧处在危险的混沌状态;如果中国的企业家不能创造出强大的组织能力,那么,渴望实现所谓的企业基业长青,就成为了一张空头支票。

  文化、制度和训练:

  三个方面提高组织战斗力

   在中国,谈到管理,很多人言必称海尔、联想、万科,这些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创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繁荣的企业领袖们,如海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华为的任正非、科龙的潘宁、广夏集团的孙广信、华远的任志强、宅急送的陈平等等,都是军人出身。据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以营业额计,在中国排名前500位的企业中,具有军人背景的总裁、副总裁就有200多人。

  实际上,多数管理史学家都认可这样的观点:管理正是起源于军事和战争。由于战争的需要,军事领袖或政治领袖需要通过科学的组织和有效的管理将有限的资源充分地运用起来,他们设定军事目标、制定计划、组织资源、运用策略、展开进攻、获取胜利,这一切都贯穿了管理的基本原则、方法和基本的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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