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管理》第81节:控制强化组织战斗力(12)



系列专题:《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红色管理》

可以说,对于流程和制度越趋于完美的企业组织,越是需要加强这种思想政治宣传工作。

  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思想政治的宣传史,在各种党政干部和军队会议上,共产党始终都会不厌其烦地宣讲党的一贯的宗旨和使命,这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职责的一部分。共产党观念的深入人心,与“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期宣导是分不开的。

  在现代企业中,作为管理者有责任通过各种方式经常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的宣导,并且要做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种宣讲和布道对于企业文化的形成是极为重要的,但我们很多的企业管理者还做不到这一点。

  海尔张瑞敏在经营上确有他的独到之处,那就是他有个爱好——总结经验。他能把经验上升到理念高度而后又通过他的讲话,通过文化与宣传的渠道,贯彻到海尔全体干部和员工中去。张瑞敏曾说过一句话:“作为企业领导,不仅要做管理者,还要做布道者”。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种布道,就是要构建和描绘企业的终极方向和共同愿景,并且要通过大会小会的“布道”,真正担负起创建和宣导企业共同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重任。

  张瑞敏曾经介绍海尔在国外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

  海尔文化到了国外,特别是欧美就很难被接受。特别是在欧洲,像海尔内部这种经理人年薪跟业绩完全挂钩的竞争机制是违法的。定了年薪之后,你觉得他不好用可以辞退他,但是不能因为他干得不好,就少给他钱。中国企业走一个人,可以签订一个竞业禁止协议。在那儿你也可以签,但是如果我要他遵守,你就要支付他赔偿金。

  如果你跟他强调企业需要创新,像欧洲人就会直接说:“你是为了创新,我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舒服。”意大利人说:他们一年的1/3都花在度假上。

  对于这些做得不好的员工,如果他做不好就会赖着不走,辞退他又会很麻烦。怎么办呢?海尔就采取了一个办法,现在看来也有一定的效果。欧洲人毕竟还是比较要面子的,完不成不扣他的钱,但是中国有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做他的思想政治工作!

  每天早晨一开始上班就把他叫进来谈话:“为什么做不好?”明天还没做好,再进行谈话……海尔进行了测试,结果一般人一个星期就受不了这种谈话!

  这种谈话会产生两种转化。或是他向好的方面转化——这个人毕竟是有能力,不是不能干,是不想干,不想好好干;或是他受

  不了——那就跟开着办公室的门跟他谈话,让所有人都看见,于是他就自己辞职,而且一分钱不要——辞退跟辞职差别很大。但是海尔的主要目的还是要使他转化。

  可以说,企业的管理者就应该是企业文化的“布道者”,企业管理者应该像共产党做政治思想宣传一样,成为企业共同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宣导者,这应该成为担任管理职务本身所应该肩负的重要职责之一。

  例如,万科的管理层都是企业文化的身体力行者;万科的很多老员工,受万科文化的影响也已经是深入骨髓的了。他们的行为,他们对周边同事的影响,是万科文化得以延续的最重要的方式。另外,集团内部网、内部论坛、价值观宣传卡片、职员手册、12条沟通渠道,还包括每年一次的集团全体员工参加的“目标与行动”沟通会等形式都是共同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很好的宣导形式。

  在对共同价值观的宣讲和“布道”方面,中国的海尔、联想、华为、远大、万达以及万科集团等企业呈现出一种独有的特色,而这些企业的总裁也多是共产党员和军人出身,所以,共产党所铸就的这种行为模式以及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

  在中国搞品牌工程,与其捧着西方来的那些著名理论天天啃,还不如仔细研究研究国共斗争史,你一定认为这是故作惊人之语。但如果我们把国共两党比作两个企业的话,则二者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所伴随的“形象塑造”工程,足以令人拍案叫绝。你会发现,什么“核心理念”,“CI”,什么“整合传播”,什么“公关借势”,其实早已经被中国共产党运用得淋漓尽致。

  1.核心理念。

 《红色管理》第81节:控制强化组织战斗力(12)

  国民党的核心理念是“三民主义”,共产党的核心理念是“共产主义”,二者的源头均在西方。但共产党定下的最低纲领为“推翻三座大山”,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根据当时国情作下的目标概括,实际上把共产党定位为占当时90%多的穷苦阶层的代言人。

  试想一下,要想向文化层次低下的贫苦百姓把共产主义理论说清楚,肯定艰难无比。但“推翻三座大山”则通俗易懂得多。事实上,后共产党的传播主要就是围绕这一理念进行。其手段之丰富颇似如今风靡的整合传播。

  反观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其受众本应是广大人民,但国民党手握主流媒体和教育机构,传播并不成功。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与当时中国国情契合的通俗阐释,最终使对“三民主义”精髓的认识只停留在少数精英层面上。当时的局面与如今跨国品牌与本土品牌的局面有些类似。许多跨国品牌(如宝洁公司)在攻占大城市时往往信手拈来,但面对农村市场则一筹莫展。但本土品牌(例如宝洁的对手丝宝)在农村市场却如鱼得水。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例如可口可乐与非常可乐。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大城市受众普遍素质较高,对跨国公司的较为深奥,时髦的理念相对容易接受,例如,“飘柔就是那么让你自信”,很难想像一个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民会因为让自己自信而去购买它,就像他们当年会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毫无感觉一样。价格和实用性是他们考虑的首要因素。“推翻三座大山”在当年是实用得不能再实用的需求了。跟我国几千年来下层人民的“均贫富”思想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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