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红色管理》
3.战略与文化。以创新为战略导向是确保持续创新的关键因素，企业不确立创新战略，不可能目光远大，不可能高瞻远瞩，不可能调动企业内外所有资源去创新；同时创新的文化也在营造一种氛围，更易于全体员工对创新达成共识，形成整体一致的创新行动。创新不仅是企业的生存之本，更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最佳方式。 创新是一个反复试错的过程 虽然创新是一个组织的最佳成长方式，但是创新却不是一个必定成功的过程，这是由创新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也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 由于创新是去发现、创造一个原来并不存在的事物，所以新创造出来的这个事物到底能否适应需求，还需要实践来检验。历史上任何一个新事物的产生，都是无数次试验的结果。 共产党也不是一开始就掌握了正确的革命斗争路线，分析其成长的过程即可发现，共产党的成功充满了曲折和斗争。 国共第一次合作算得上是共产党的一次伟大创新。北伐战争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胜利，就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在北伐战争中，国共两党虽然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但是，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革命阵营内部也逐渐出现了危机，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点点暴露出来。蒋介石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 同时，蒋介石还暗地里指示手下杀害了大量的共产党人，其公开叛变革命只是早晚的问题。 在此状况下，共产党人本来应该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军队和一部分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可是中共中央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结果，当蒋介石突然发动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际力量对比上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反抗。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这次创新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共产党并没有因此而裹足不前。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 失败教训，再次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创新思想。 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坚持自己的组织的独立性，并保留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共产党和国民党忠诚合作。最终，国共两党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合作。 国共合作是在创新思维下的创新行为，虽然第一次以失败告终，但第二次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共产党坚持不怕失败的勇气，就不会有第二次合作的顺利进行。 可见，创新一定要敢于承担风险。很多企业害怕变化，不愿创新，就是因为害怕失败。但是，这种因害怕失败而不去创新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鸵鸟政策”。当鸵鸟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不是努力去应对危险，而是把头部深深地埋入地下，自以为安全了，岂不知硕大的屁股完全暴露在外面。而且，外部的危险并不会因为你视之不理就自动消除，其对企业的威胁永远都存在，除非企业找到解决的方法。 饮料行业的巨无霸可口可乐公司曾经试着改变饮料的配方，以期获得更大的市场效益。结果却不如人愿，可口可乐的忠实消费者一致反对新饮料配方，以至于可口可乐的市场销售量直线下 滑，其对手百事可乐则趁机扩展了自己的市场份额。 可口可乐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创新的步伐。随着近年来人们 对喝可口可乐易胖的诘难，可口可乐认为这是它们再次创新的良机。 可口可乐北美公司资深副总裁Katie Bayne说：“我们要让消费者习惯可口可乐不断有新产品推出，也不断有产品停产，让消费者习惯可口可乐的产品也有生命周期。” 任何想要创新的组织，都必须认识到创新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有时候这个路程很长久，但只要坚持下来，就一定能取得成功。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就是对这一过程的简明概括。 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共产党的一大理论创新。但是，这一理论的实现，却是一个曲折的、充满挫折与迷茫的过程。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所以，共产党搞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没有像苏联那样，把资本家赶走，而是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出发，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但是，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模式方面仍然是学习苏联，以苏联为榜样。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 在“学习苏联”的号召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举国上下，到处都响彻着“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类宣传口号也频频出现。在这样的氛围下所掀起的学习热潮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教条主义倾向。结果，在很多领域和不少实际工作部门，出现了盲目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严重情况。 本来，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就有过痛苦的教训，并从这些教训中懂得了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从来都不是无分析无鉴别地接纳。可是，在建国之后，共产党再次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后来，是邓小平对这一错误提出了修正。他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们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