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名记基础：特稿采写宝典》
以上诸位，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特稿之"特"，对于我们深化对特稿的认识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但共同的缺陷基本都是就事论事，在新闻圈子里打转转，而未能就事论理，把特稿放置于更为广阔的时空中，将兴旺的特稿与悠久的纪实文学联系起来进行深入地研究。理论是我们对已知世界的总结概括，也是我们走向未知世界的行动指南。没有牛顿的理论，我们无法认知古典物质世界；没有爱因斯坦的理论，我们也无法认知现代物质世界。没有胡适、陈独秀等人的白话文理论，我们现在还可能在用"之乎者也"进行创作。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理论指导，我们现在还是一群猴子。反言之，因为人类懂得不断地进行理论总结，并以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量变引起质变，最终完成了从猴子到人的进化。而那些不愿进行理论总结更不知道理论何用的猴子，至今仍是一群猴子。我认为，这就是人之所以是人、而猴子依然是猴子的根本原因。 经过多年的特稿和文学创作实践，结合自己对《史记》的学习、对特稿暨纪实文学的理性思考，我也对特稿之"特"做了如下"透视"： 纪实文学是以文学笔法再现人生和社会生活的语言艺术。具体地说，就是形式上是文学的（用文学语言、结构等），内容上是真实的。打个比喻，犹如照相和摄影、写字和书法、蹦蹦跳跳与舞蹈、说话与朗诵等，前者是对人生和社会生活的一般再现，而后者则是艺术再现。纪实类文学是与虚构类文学（即纯文学）相对应、同源头的文学类型，是《史记》传统在当代的复活与光大。 从狭义理解，纪实文学俗称"特稿"，是新闻与文学的最新结晶体，是纪实文学作品在报刊上的文本形式，是纪实类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和通讯。 新闻是特稿之母，文学是特稿之父。就目前来看，特稿还处在新闻（主要指通讯）向纪实文学发展的过渡阶段，是丑小鸭变为白天鹅的"前夜"，优秀的特稿，可以视为纪实文学作品，而多数特稿，尚停留在通讯阶段。即使是优秀特稿，就文学性来说，也还处于纪实文学的初级层次。就像故事之于小说、打油诗之于诗歌、涂鸦之于绘画那样。 在特稿家族中，传记文学与通讯、报告文学没有多少本质区别。如果说区别，那就是：通讯一般是报道官方认定的先进人物，而传记文学一般以平民化的视角报道新、奇、特的人物。通讯是为宣传服务的，因此更注重结果；而传记文学是为展示人性之美、鞭笞人性之丑，因此更注重过程，也更讲究文学性。与报告文学相比，那就是：报告文学侧重于写事件，而传记文学以人为报道的中心，并且，时效性和真实性一般要强于报告文学。 当下，理论界对特稿的研究刚刚兴起，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华西都市报》原特稿部主任张建新为代表的新闻特稿派；一派是以我为代表的文学特稿（即纪实文学）派。2000年以来，我结合自己的采写、创作体验，将发表特稿的重要阵地《读者》、《知音》、《家庭》杂志和《华西都市报》、《南方周末》与《史记》进行综合研究，从而得出了特稿向纪实文学演变，是当代文学远离虚构文学、挺进纪实文学时代的必然趋势。近年来，我所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在新闻界、文艺理论界和《史记》研究界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详见"理论篇"。）
也许，新闻特稿派对于我的观点并不同意，会提出种种质疑。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讨论会因此变得更激烈，也更深入。除了我在有关论文中所做的阐述之外，我觉得可以借此机会做一点补充，就是新闻对时效性的要求是很高的，换句话说，没有时效性的稿件其新闻性是比较差的，而文学显然并不特别强调时效性。这是新闻和文学的常识。如果大家尊重、认同这一常识的话，那么，下列例子所解释的真理，就显而易见了。徐国源、沈一明在《"特稿"新论》中写道： 1991年谢里尔·詹姆斯写《弃婴》，共花了8个月的时间，获得普利策特稿奖后她回忆：在报社的支持下，"我可以自主地支配时间，并得到鼓励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所获材料。"她得到当事人朱迪母亲的信任，搜集了很多线索，最终完成了艰苦而深入的采访。又如戴夫·柯廷在写《亚当和梅根》时，为了真实地反映两个被大火烧伤的孩子的生活，花了5个月时间随时随地跟着孩子们，与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购物，甚至和他们一起旅行，才写出了描写刻画极为细致的上乘之作。而获得普利策特稿奖的作品《恩里克的旅程》，前后竟花了记者2年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