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案例一 泸沽湖地区文化商品市场的发展 在现代社会高压笼罩下，人们开始越来越注意放慢脚步，四处走走，由此也带来了旅游业的兴旺发达。民族文化旅游是众多旅游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把古朴的土著习俗包装成旅游商品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特色的观赏、娱乐、商品及服务。因而，旅游购物便成了泸沽湖地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民族文化旅游开发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旅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如家庭旅社、餐馆和专门为旅游者服务的小商店的发展。为了满足游客吃、住、买东西等方面的需要，云南省落水村村民自办的家庭旅馆、餐馆和小商店随着游客的增多而逐年增加，整个落水村初步形成了集餐饮住宿购物游玩一体的旅游业服务体系。 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方法，深入调查地处云南和四川交界处泸沽湖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商品市场现况，对沿湖经营摩梭文化旅游的主要村庄的旅游商品市场，进行分类描述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现阶段该地区旅游商品市场没有统一规划布局和管理，旅游商品单一，商店以零售为主，规模较小；旅游商店和旅游商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为争夺客源，商家经常削价竞争内耗，无力重视旅游购物市场新产品的研发；旅游商品缺乏地方特色与创意，品牌意识薄弱，商标注册类产品基本不存在，也没有形成泸沽湖名片式的有影响的品牌产品。而找到问题了，如何解决问题，如何改变这种局面，是非常值得工作在研究与文化相关的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和消费者购物行为领域里的工商人类学者，利用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地调查的。根据香港发展旅游购物的一些经验，如优质服务——让游客真正放心购物，旅游营销——把旅游购物纳入到旅游目的地营销活动中，为发展旅游购物提供保障，整合资源——合力打造旅游购物形象，社会参与——共同促进旅游购物的发展，也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案例二 从心理学和人类学视角看膳食 一个专门研究包装食品的国际性的客户，试图更好地理解美国中产阶级的女性是如何为一周内每一天的膳食安排做准备的。接受该研究课题的广告公司决定聘用人类学家来做家庭民族志，观察消费者消费的模式，从而了解女性在为家庭思考、准备、制作膳食的方式。这个课题的研究融合了心理学与人类学的方法，例如在膳食计划、准备和消费的过程中进行的观察和访谈。此外，在进行有计划的民族志访问之前，这些人类学家要求每一位女性对她在一个星期中每天在准备膳食过程中的想法和感受做了详细的日志。这些方法的使用让我们对女性在膳食准备过程的角色有了新的思考。 人类学家发现，不管是烹饪高手还是初学者，她们都会接受和分享一些来自社会交往中其他女性提供的菜谱和做饭的方法，这些人包括家庭成员中的其他女性、女性朋友、邻居、女性同事和当地社区的女性。人类学家报道说，当女性寻求做饭的方法时，她们经常会先听取周边朋友的意见，然后按照菜谱来制作或者在网上、烹饪书或者杂志寻找类似的做法。这种学习反映了在每天准备膳食的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强有力的影响。一个成功的膳食想法包含了食物的特征（蔬菜、肉和淀粉的结合）和膳食之后的效果（家庭的愉悦和社会化）。它的成功取决于家庭成员喜欢吃什么，膳食之后的愉悦。这个课题的成功在于嵌入了这样一种理解，即对女性在膳食准备过程中植入的心理状态，和对膳食想法和菜谱中社会交换重要性的一种人类学观察。通过共享膳食想法，帮助女性识别并找到与自己有相似想法和情感的主妇，从而结成同盟，因而食物最终被社会化了。人类学家的这些深入了解，有助于广告公司确立一系列的策略性的市场解决方法，帮助女性计划他们每周的膳食，而不仅仅依靠来自网站烹饪和杂志上提供的菜谱。例如，广告公司推荐，顾客网站上应该保留一名心理学家，在网上为新学者和熟练者提供指点和建议，帮助她们处理好在准备膳食过程中产生的紧张、压力等情感。提供详细的网站内容，讲述某个具体的个体如何处理特殊生命阶段的需要，提供给她与顾客品牌相联系的空间。除了为初学者开设一些当地的烹饪课程之外，广告公司也为女性提供了扩展他们膳食选择，为朋友提供膳食想法，以及如何准备不同场合和情形下的膳食建议。最后，广告公司采用了多学科的方法来涵盖女性在膳食活动中的思考、计划和制作过程中的情感和活动状态。最终，客户称赞了公司的发现和推荐，并因此补充了一些曾被研究者建议过的市场计划。 案例三 富士康的“13跳” 台资民营企业富士康，从2010年开始因其员工自杀事件频发而备受各界关注，而富士康“13跳”则一度成为热门词汇。那么，为什么这个企业会发生这种悲剧事件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追根究底，我们不难发现，富士康的企业文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人类学的原理告诉我们，文化深深根植于组织成员的日常生活中，这些日常活动包括决策的制定、资源的分配、职位晋升和适当的行为举止等。因此，文化对各种产出都有着深远影响，这些产出包括：工作满意度、营业额、生产力和盈利能力。显然，管理者需要了解文化变量以便有效地提高效率和团队凝聚力。就富士康而言，这个公司的管理者一定忽视了企业文化的价值，忽略了创造富士康企业文化的主体，才会使得悲剧一再重演。 当今世界，几乎每个商业组织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员工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一般的商业公司经常为了完成特定的任务而建立起多元文化团队。而在此类团队中，建立互信并积极互助就显得尤为重要。像富士康这样的公司，更加需要雇请人类学家为其服务。一个台湾商人在中国大陆办公司，本身就面临着不同文化的挑战。 笔者对富士康案例的猜想是这样的：从资本主义的台湾来到社会主义的大陆投资办厂的商人，具有强烈的工商业文化背景，而来自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大陆员工，主要由农民工构成，具有强烈的农业生产和生活背景，因此两者之间既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利益，又存在着某些难以调和的矛盾。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企业组织文化，可以被看作企业的正式文化模式，而建立在矛盾之上的则是非正式的文化模式。人类学家所擅长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对这种正式与非正式的企业文化异同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完全可以帮助富士康解决其内部的文化矛盾问题。因此，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工商企业文化研究，对本土化管理创新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案例四 生活习惯的不同引发的文化冲突 中石油作为大型国企，其国内油气基地主要在西北民族地区，因为利益关系常常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纷和冲突。但工商人类学认为这些冲突不全是经济利益问题，更主要的是文化沟通问题。例如西北的一个采油厂，也招收了部分维族、回族等信伊斯兰教的员工，在与当地人处理冲突问题时，这些员工由于与当地村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更有效率地协调厂民关系，但一来工厂未必委派这些员工，二来这些员工似乎也不太积极。人类学家的研究分析发现，一些采油厂竟然不设清真灶，说是他们人数少，设一个餐厅还要配厨师、采购等等，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面对这些棘手问题，传统管理知识和工具、无差异化的模型似乎效果不佳，或者说管理学的传统学科范式遇到了盲点。这类企业管理中的问题，只能借助于人类学的方法才能予以认识和解决。 宁夏某企业中的一个营销团队，由汉族和回族员工组成，销售额每月翻倍，但却突然出现停滞，考察原因既不是市场饱和也不是产品方面的原因，而是团队沟通出现了问题。一位工商人类学工作者在与团队成员的交谈中发现，原来出现沟通与协调障碍的原因非常简单。在一次庆功宴上，丰盛宴席上按照回族餐馆菜品格式，上了一种油炸食品，回族叫油香，而汉族叫油饼，汉族员工拿起就吃，而回族员工则一点一点掰着吃，汉族员工就调侃说男人女相，吃东西都不讲效率，为此双方有了争执。原来油香在回族文化传统中，是只有节日或举办宗教仪式时才制作的一种食品，更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符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小争执背后隐藏的是心理文化冲突，因此而产生隔阂，极大地影响到成员之间的合作“间距”，使团队效率受到影响。 案例五 回族阿语翻译劳务品牌的特点 “劳务品牌”指劳动力供给市场上，一个地区外出务工人员从事某种行业，人员集中形成相当规模，具有专业技能和特色优势，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人力资源。一般而言，劳务品牌具有产业性、技术性、地域性和规模性。对宁夏阿语翻译劳务品牌的民族志研究表明，该品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有较高知名度。在全国劳务市场上，阿语翻译被官方正式确认为著名的“劳务品牌”，得到地方和国家层面的重视。2007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促进会评选吴忠阿语翻译为“全国优秀劳务品牌”称号。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开始对阿语翻译现象进行研究和宣传，上了新华社专访和中国央视的《财富故事会》栏目，使阿语翻译品牌的知名度大获提升。 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阿语翻译集中在与阿拉伯国家的商贸往来行业，因为宗教文化与阿拉伯国家客商相同，能够从商务洽谈到生活习惯没有“区隔”式的密切接触，更容易为客商信任。宁夏固原回族马俊海，在宁夏经学院学习经学和阿语，2000年到浙江义乌市做阿语翻译，2002年成立自己的贸易公司，主要充当阿拉伯商人的贸易代理，通过他代理的阿拉伯商人有80多人，代理业务包括：商业谈判、签订合同、验货、出关、结算等，代理公司年贸易额有4亿多元，马俊海公司收取2%—5%佣金，年收入达到1200万元。 第二，有较大规模的从业人员。回族阿语翻译主要输出地为宁夏、临夏等西部穆斯林集中居住地区。现在究竟有多少回族阿语翻译在东部发达地区执业，还没有官方权威统计，仅在输入地的个别调查中反映了阿文翻译从业人数。在义乌，来自宁夏吴忠地区的阿语翻译占49%，到2006年有1000人左右，而有些新闻报道中称，到2009年吴忠回族阿语翻译在义乌、广州、福建等地从业人数在3000人左右。同心县在浙粤闽等地和中东地区从事阿语翻译的有900多人，另有2700多人从事阿语商务代理和服务相关工作。其他地区如甘肃临夏、新疆等地也有相当数量的阿语翻译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国外阿语翻译行业工作。 第三，有较深厚的职业文化传统和文化风格。从职业渊源上回族阿语翻译历史悠久，可以认为从回族先民阶段就已产生。伊斯兰教出现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就进入中国东南沿海城市经商，在广州等城市留驻形成“番坊”。在与华人商业交易中出现最早的阿、汉语言兼通的翻译是回族阿语翻译的原型。此后历经唐、宋、元、明、清，每个朝代史料中都能查找到回族外语人才在中外交通中的身影。并形成回族在中国古代独特的职业优势，和就业传统领域。这些古代回族翻译同今天一样，在文化风格上保留着传承，就是不仅起到语言翻译的沟通功能，还因为宗教文化的背景，在信仰和文化方面起到理解和交流的功能。当代回族阿语翻译能够在国内就业，也能够在阿拉伯国家的公司就职或者开办贸易中介公司，实际上也是他们保持着千百年来的文化风格的必然结果。有一个案例较为独特，2006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上任后访问中国，随员中居然有6个出身甘肃临夏的穆斯林，海欧斯曼博士、祁兆兰女士、马云蔚、法伊兹大夫、高阿卜布等人，以中国侨寓身份随同国王做中国—沙特外交文化沟通的使者。 第四，具有主动择业性和创业成长性。阿语翻译在传统国家就业市场上，基本属于偏、冷、窄等领域，就业容量不是很宽阔。随着国际化的加速，大量外国商务活动进入中国，使语言翻译就业空间突然倍数增长。现在每年到中国从事商务贸易的阿拉伯商人在30万人次之多，给早已具备文化语言背景的回族人民带来巨大择业选择，而回族阿语人才也只有在与阿拉伯商人交往中，才能发挥独特的综合优势。 回族阿语翻译，功利性的概念称作“劳务品牌”。从人类学家初步研究中发现，这个概念远不能反映其内涵和价值，我们至少认为，回族阿语翻译现象，即是职业又是文化，既是人力资源又是历史传承，即是就业又是创业，既是民间又是流动。于水是宁夏泾源县经堂教育培养的翻译，现在常年居住在沙特，把阿拉伯国家慈善基金引入中国的少数人之一，并把阿拉伯投资引入中国，在宁夏建立“中国穆斯林城”大型项目。 回族阿语翻译，是在“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变得比较常态化”过程中，具体指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商贸交往，起到了语言与非语言沟通的作用。在访谈部分阿语商务人士时，他们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回族阿语翻译容易被阿拉伯商人接受和信任的原因，不仅在于语言相通，更重要的是在于当阿拉伯商人需要进行宗教礼拜时，回族阿语翻译能够与他们有同样的宗教行为规范，这些非语言因素，在心理上跨越了文化屏障，迅速从陌生变得像朋友一样熟悉，从而使双方在彼此信任中，开展各种商务合作。 这些阿语翻译被称为“草根”，是因为他们在清真寺通过“经堂教育”获得语言知识，这种语言学习目的是为宗教经文的需要，所以在回族本土中把阿语叫做“经字”，这样的语言学习，是以经文为语言蓝本，因此学会语言的同时，能够背诵大量《古兰经》和《圣训》。这样的阿语翻译，不仅获得阿拉伯商人的信任，甚至在宗教知识上，还被阿拉伯商人佩服。与深得阿拉伯慈善基金信任的于水老板探讨民间阿语翻译的特点时，于水说，民间阿语翻译口语好，比正规学校培养的阿语人才，更能与阿拉伯世界在日常生活方面融为一体，虽然这些人在官方语言、报刊语言方面有差距，但在口语和非语言文化方面，同阿拉伯世界交往中更能如鱼得水。 这些民族志考察为回族阿语翻译成功路径的根源，提供了解释。用工商人类学家乔丹的话来说：“我们对群体行为和文化感兴趣。我们一直运用整合的（整体论的）视角来看待人的习惯和信念。我们通过比较世界中不同文化组的人，跨文化地来理解人类的行为，并成为人类不同文化组别的代表研究者（跨文化比较研究）；我们尽可能从参与者的视角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视角（文化相对主义）来看问题。所有这些，使得我们对工商业领域的研究贡献自己的价值。”这对于用工商人类学视角，反观和解释当代公司人力资源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管理也是具有价值和前瞻启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