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企业家 尊重企业创新自由度



     近年来,关于改革的共识出现弱化趋势。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所说的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直至改革走到终点,促使包括政治、经济、法治方方面面的制度不断提升。但这背后有一个隐性假设,就是在改革完成之前动力始终存在。可现在看来,当渐进式改革推行到一定时候,经济取得成果,制造出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就会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导致改革难以继续。

  从这个意义讲,渐进式改革存在内在的逻辑悖论。比如,房地产等行业已经跟“官权力”结盟,这时候要对“官权力”阳光化,在政治程序上加以制约,必然威胁到已经建立起来的官商结盟的格局,因为这会直接威胁到自身的利益。他们更愿意维持现有格局,拖延政治改革。

  动力与代价

  现在为什么退休干部更有可能提出改革诉求?这说明部分在位的一些(当然不完全都是)既得利益者,更喜欢在不阳光、不透明、不被监督的环境中行使权力。在美国也是这样,总统和其他官员都不愿看到自己的权力受限制,不会主动推动限制行政权力的改革,只是他们受到美国三权分立体系的制约,没办法。因此反思起来,渐进式改革在最初有它的道理,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由于其背后的逻辑悖论,到现在必须要改变。对中国而言改革是一个进行时。中国式渐进改革的结局如何,现在还不能完全判断。

 尊重企业家 尊重企业创新自由度
  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能成为整个社会绝对主流的共识,是因为那时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了,但现在不同。相较于早期改革,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更加复杂,渐进式改革越往后阻力越大。现在的改革动力又如何呢?在我看来,最后可能难免以某种形式的经济危机为代价,触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一定是经济方面付出代价。没别的办法,人的本质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今天的中国,靠经济改革带来新增长和新社会福利增值,空间已经很小。如果其他领域的制度建设没有进一步变化,经济改革所能推动的事情并不多了。

  而且,伴随着社会发展,如今政府机构也愈显庞大,呼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声音渐高。有消息称,中国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势在必行。但我认为,在全国人大体系没有真正对权力监督制约之前,不要对大部制改革抱太大希望。过去的经验是,每次部委机构改革到最后都是机构更加重叠臃肿,否则公职人员的数量也不会随机构改革越来越高。所以,首先要推动的是权力制衡机制,推动政府部门体系之外的权力制衡机制。

  这些年,报纸和其它媒体很少提到简政放权,这类词在过去八九年很少出现。说明什么呢?在缺乏制约权力扩张的机制下,政府在增加新机构,而不会减少什么机构,政府机构已经足够庞大。

  企业的注意力

  前不久有成立民企部的说法,千万不要这样。就像当年成立工信部一样,说起来很完美:为了促进电信高科技行业的创新和发展。但这个部门出来后,与其说是促进,还不如说是阻扰电信高科技的发展,因为它们推出那么多新的审批和监管程序,反而抑制了创新的灵活度和自由度,调配研发资金的举措在相当程度上,也把企业的注意力从创新转移到“跑部钱进”的路子上来。民企部如果成立,恐怕也会变成民营企业发展的阻力。

  人们出于理想化的愿望,指望成立这个部、那个委,然后给这些新部委做明确定位和分工,尽管起初的权职定位很清晰,但成立之后就没有机构去确保这些部委是否运行越位了、是否权力扩张得超出初衷了。你不能只管它们的成立,而不管之后的运行情况,不盯住它们的权限和尽责。没有人盯着它们,它们当然会不断扩权,该做的不做,而不该管的又偏偏要管。

  事实上,我们一方面在责备政府规模过大,管得过多,另一方面又过多依赖政府,担心没有政府管可能更糟。前一时期,我们做了调研,几十个学生在中国十几个省市做了大规模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人相信政府,相信政府能解决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和机会平等问题,这的确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对行政部门做事的满意度降到超前的低点;另一方面却把什么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什么东西都要政府管起来。

  下一个十年

  作为一个概念,政府是很抽象的,人们容易相信它的万能,至少从愿望讲是如此。可是,政府在现实中必须通过具体的官员来行使权力,而官员也具备正常人的缺陷,也有自己的私心私利。我们不能把政府和那些具体官员分离开来,把他们看成两回事。

  稍微思辨一下,就很容易看到:你把资源、土地和行业的审批与管制权交给官员越多,就越对普通老百姓不利。交给政府的资源和管制权越多,就越对普通老百姓不利,越造成机会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因为那样的社会就越要靠关系,谁跟权力有关系,谁就能得到资源、得到审批,而普通老百姓最缺的就是关系。这样一来,官员管的东西和事情越多,普通老百姓的权益与机会受到的威胁就越大。最糟糕的局面是:人们对行政部门不信任、对官员不信任,同时又要政府什么都管。

  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主要在于我一贯主张的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民有化,还有征税权受到制约,根本性地实现减税、免税。通过这三方面的改革,还富于民,使中国经济朝着内需和民间消费驱动的方向转型。

  目前外需不振、消费乏力,中国经济出现下行风险。如何看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应该说,现在结构性问题很严重,很多学者都意识到,结构性问题必须要改革,但是,实际情况则是结构性调整、改变增长方式进展缓慢,某些方面反而倒退了。

  中国经济以外需而不是以内需驱动,其实是渐进式改革的必然。从逻辑上讲,渐进式改革不会以产生内需的制度改革起步,而是在不改变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引进外需力量,由外需带动国内增长并松动既有利益格局。这样做就形成对外需的依赖而内需总是启而不动。而外需带来的早期增长培植了既得利益群体,增加了进一步改革的难度。因此,未来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必然要启动以“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为目标的体制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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