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要解决当今世界经济的矛盾，必须依赖崭新的经济学思维，这个新思维必须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一点在中国，尤为重要。 新一代的经济思维须在三个基本维度上创新。第一，必须建立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废除泛福利化体制；第二，必须在完善的、独立透明的法治基础之上建立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体制；第三，必须大力推进生产领域的市场化，鼓励实业投资。 眼下的全球经济就像一片迷雾笼罩下的沼泽地，以上三点或许是走出泥潭必备的三只靴子。动荡时代，经济增长是低迷的，发达国家百姓的生活水平难以持续提高，甚至还在下降。毫无疑问，全球的政治领导、商业领袖、思想界精英都在寻找答案。那么，出路何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知道当今世界需要什么。 显而易见，当今世界不缺资金。发达国家、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争先恐后地出台了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大量的资金积聚在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据美国方面统计，仅仅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就存有两万亿美元的现金。可惜的是，这些资金并没有转换为实际的投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是资金充裕，大量的外汇储备不断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个不差钱的时代。 这个世界显然也不缺技术。有人认为，新的世界期待技术突破。事实上，有大量现成的技术正等待资金去投资，等待市场去挖掘。碳纤维、纳米等新材料技术完全有可能改变世界；互联网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十年之内让马路上的汽车基本实现自动驾驶；互联网技术正在使人类的交流方式发生改变；还有在生命科学领域，人造器官、基因疗法、干细胞等技术突飞猛进。 当今世界缺少资源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石油开采领域裂压技术的突破已经带来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据美国统计，其在3年内不仅可以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出口。印度尼西亚、南非、智利、俄罗斯等资源发达国家有大量的自然资源等待开发，它们担心的是未来供过于求，资源价格太低。亚洲的蒙古，非洲的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家大量已经探明的矿山也等待着实业投资者去开发。 这个世界也不缺人才。中国、美国、欧洲合计每年有上千万的年轻人经过高等教育的培养，走进不同工作领域。创新的精神在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等人引导下比任何时代都高涨。 这个世界真正缺少的是良好的公共政策，是应对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种种国际挑战的对策。在公共政策方面稍微取得一些进步，摆出前进姿态的国家，都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比如英国，尽管基本财政赤字的GDP占比仍然高达6%，却以过去200多年来创纪录的最低利率水平吸引了大量投资。而在中国，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账户，寄存于在上一轮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获得巨大收益的民营投资者名下，他们看不清投资方向，摸不准下一轮政策的走势，因此不愿进行实业投资。
那么，良好的公共政策以及相关政策改革靠的是什么呢？说到底，靠的是崭新的经济学思维。如今的世界，就像历史上一样，又碰到了一道坎儿，那就是在经济学思维方面要有所突破。一旦实现突破，世界经济的繁荣必将回归，并能持续1020年。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若干巨大挑战，每一轮挑战最终都是由经济思想的突破来解决的。19世纪末，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经济遭受了严峻的挑战，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上议院的贵族主动提出了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措施，涉及基本福利制度、住房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公共健康制度，这一系列制度改革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保证了英国经济的稳定，也使得恩格斯当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预言的危机并没有爆发。 1910年，美国的经济尽管蓬勃兴旺，但是财富差距创下人类社会新高。在这种情况下，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推出了一系列所谓“新进步运动”的改革措施，极大地限制了新贵阶层的权力，解决了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保证了经济继续前进，奠定了美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基础。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又迫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出经济新政，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方面入手改革，为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埋下了伏笔。 最近一轮的经济思维创新，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的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推出了所谓“供给学派”的经济新思维，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收税率，这一系列政策带来了世界经济接下来20多年的蓬勃增长。后来的全球化、投资高涨、创新风潮等等都应该归因于那一场改革。 现今，全球经济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面对投资不利、入不敷出、金融市场混乱、收入差距加大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矛盾，想要解决，必须依赖崭新的经济学思维。 回过头来看中国，时至今日，金融危机仍在肆虐，市场信心一片低迷，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声音不绝于耳。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需要积聚能力，实现转型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有三个关键词可以比较好地总结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道路：商业模式的转型升级、科技创新、高层次国际化。 首先，通过商业模式转型升级可以带动中国经济不断前进。比如马云，他把高科技和服务业结合在一起，改变了很多人的商业模式和消费模式。而这个转型又带来另一个商业的转型，那就是快递行业的转型。顺风速递借助互联网发展和网上订购的大趋势，把自己的企业和产业做大，把传统物流业和现代化互联网商业模式紧密结合在一起。 再比如王健林，把盖房子这件事和整个城市发展结合在一起，进行商业运作，改变整个城市的面貌。同时把商业地产模式再提升到文化产业，做电影院，做文化和娱乐产业，满足老百姓的生活和希望，这也是实业。 其次，是科技创新。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北斗星已经改变老百姓的生活，不出若干年，卫星导航都会转向北斗星。 最后是国际化。这个问题谈了很多年，但高层次国际化工作才刚刚开始。从林毅夫开始，从思想领域开始，把中国经验总结成理论，不仅要让国外主流经济学家和学者理解，而且要让他们能够接受。再把中国一些比较好的经济宏观管理、产业升级方法和实践上升成理论，让非洲国家理解，逐步地接受中国模式。另外还有吸引外资，郭鹤年是东南亚华裔企业家，与中国经济紧密结合，把中国经济物流和酒店服务提升到更高的档次。这些都反映了高层次的国际化。 转型升级、科技创新、高层次深度国际化，这是中国经济积蓄能力，不断转型，爬下一个台阶的基础，给我们带来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