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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搞垮巴林银行之后》
我们拟定了一份关于刑期的议定书，递交新加坡当局，可我并不指望这能被他们接受。被控罪行将从12项减为2项。律师告诉我，刑期不会超过八年。根据减刑三分之一的标准，我还要坐牢五年零四个月。这是个我能够接受的数字。他们说我不会受到比这更严厉的惩罚。对律师团的一再保证，我充耳不闻，我不能确信这一切。几周来，我一直失眠。最后一个月的压力令人难以忍受。我就像身上的那件囚衣一样饱受折磨--它被洗了无数次，被无数的囚犯穿过。 随着遣返的临近，我经常锻炼身体，希望能保持健康状态，做好迎接挑战的精神准备。在狭小的牢房里，无法做太多运动，但我发明了一些新花样。一名狱友有一台非常沉重的老式打字机。于是，我把打字机借来当举重器械，增强臂力。我不知道遣返新加坡将对我的身心造成多大的威胁，但我必须做好准备。我看书看到很晚，希望能看着看着就进入梦乡，但往往事与愿违。 1995年11月的最后一个早晨，天寒地冻。我离开了赫斯特监狱。我的新加坡律师向我描述未来的服刑生活。"那里有卡拉OK，"他说，"有娱乐相伴，时间会过得很快。"但是我没有轻信他的溢美之词。赫斯特监狱里那被我们戏称为"小贝鲁特"的阴暗牢房就是我的最高的企盼。 对此后发生的一切，我只有模糊的印象--去法兰克福机场，接着是飞往新加坡的13个小时的旅程。一切都是那么虚无缥缈。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像旋涡一样将我卷入，我身不由己。坐在一架新航飞机的商务舱里，我享受着香槟和特别准备的美食。这一切多么荒唐。我可以闻到食物的香味，却品不出味道；我可以感觉到口中的香槟冒着气泡，但我对一切都麻木了。我希望即将面临的境遇能真实地展现在眼前，以便让我适应。逃避是没有意义的；我需要面对它，而且我需要马上就开始。确实，我被吓得要死，但采取"鸵鸟政策"也无济于事。 机上娱乐系统显示的倒计里程渐渐地减少，我对未来的事情反倒变得越来越坚强。我要昂起头颅，迎接当头一击，渡过这一关。踏上飞机，我的信念更加坚定，我绝不退却。 在新加坡疯狂交易的最后六个月中，我始终明白，如果不能摆脱麻烦，我一定会坐牢。我的律师多次提到我是最好对付的客户，因为我从不声称自己清白--我只是想知道刑期有多长，以便适应。现在，经过九个月未知的等待，新加坡法庭将做出判决，结果是已知的--根据减刑标准，我面临五年零四个月的监禁。尽管刑期不短，但经过一番思索，我决心直面这一切。尽管律师们大谈减刑，我还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这段糟糕日子里，我的英国律师史蒂芬·坡那德始终保持着清醒和理智。他的态度最现实，他认为我最少会被判六年徒刑。我的新加坡律师告诉我，刑期最短可能为八个月，但在新加坡牢房里度过的第一个没有卡拉OK的夜晚证明了他是错的。当我们通过樟宜机场的一个特别入关区域时，没有人知道我会在新加坡停留多久。工作人员会心地点了点头，仿佛在说："你会知道你将呆多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