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搞垮巴林银行之后》
所有的不确定让我在恍惚中消磨时日。我对身边的事情无动于衷。表面上看，与其他囚犯相比，我活蹦乱跳；暗地里，我哭得撕心裂肺。在德国时，我见过很多囚犯割腕--对我来说，那是成功的自杀的启蒙课程。我内心的痛苦比割腕的痛苦要强烈得多，而且其潜在伤害更大；我遭遇了严重的情感危机。消极的想法席卷着我的内心，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我由内而外地被吞噬。曾有几次，我可以通过锻炼或读书阻止这些消极的念头泛滥成灾，但效果只是暂时的。很多时候，我发现自己盯着天花板，腿上放着一本书。我看着这本书，发现自己读了50页，却不知所云。潜意识中，我内心被担忧的事情占据，我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 刚到新加坡时，我会定期收到莉萨母亲，她的朋友和我的朋友写来的信。后来，1996年3月，交流彻底停止了，再也没有人能够联系到她。这与我被关押在德国时的情况形成的对比让人痛苦--那时，她每天都给我写信，每周都来看我。现在，我再也收不到她的信了。我不时地会收到一些来自旧金山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些"你好，一切无恙，希望你一切都好"之类的话。这让我很迷惑，我曾认为我们的感情已非常稳固，没想到它却日渐动摇了。也许是想抓住某些东西的需求，让我对真正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我曾欺骗了莉萨那么久--也许这就是报应。 最后，我首先提出离婚。我好几个月没有收到莉萨的来信。不确定感折磨着我的情感。我的身心健康面临严峻的考验。每天早晨，我自怨自艾地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想吃饭，不想洗漱，不想做狱中那些为保持健康必须做的简单事情。其他时候，我极度紧张，冲着与我说话的囚犯大喊大叫，自寻冲突矛盾--虽然这有违双方的初衷。这种状况能维持多久，是有极限的。我已经达到了那个极限--要么自我毁灭，要么解决问题。幸运的是，我选择了后者。我常想起我和莉萨在一起的开心时光。这显然是扰乱了理性的思维。但是，在更加黑暗的日子里，我试着以更加客观的眼光看待问题。我们有婚姻，但现在它要被搁置到四年半之后才能继续，除此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在新加坡后来的那段时光，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婚姻只剩空壳。我曾经不忠。1992年3月--我们结婚前一个月，我甚至为了逃婚去找老板提姆·伊桑，要求被派驻海外。
事态一直没个准，长期的不确定让我下决心，做出改变。我和莉萨之间的关系清晰明了，不能再稀里糊涂下去了。要么离异，要么固守婚姻。怎么样都行，但我必须得到个准信儿。一无所知的那个月，对我来说是种折磨。如果我不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接下来的三年就没法过。所以，我写信要求离婚，解释了我的理由：需要和企盼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不假思索地寄出了这封信。我只花了几分钟就写完了它，在狱警审查完毕后，它就"上路"了。莉萨收到了这封信。最初，她没有表态，但是没多久她就同意了。我的生活又一次出现了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