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步入国学管理大道：让管理脱下洋装》
第三讲 战略篇 “战略”，这个原来军事上的术语，成了现在企业界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正如“老总”一词由原来对革命老帅们的亲切称呼一下变成了企业领导的代称一样。现在战略在有些地方又变成了“愿景”，总之怎么时髦怎么叫。这些年来各种咨询机构为企业作了无数的战略规划，从发展战略、人才战略到销售战略等，尤其是每到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头，大家更要忙上一阵子。中国似乎一下子冒出了一批战略家和战略指导家。我们猛然惊醒般地意识到人家国外就是聪明，什么都从战略上看问题，做出来都是大手笔。仿佛咱们过去尽是一些鼠目寸光的短见之辈。我们不否认，在改革之初，由于对改革政策的不熟悉，或是对前景不确定性的直觉，很多事情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缺乏更远的思考。但那仅仅是特定环境下的局部现象，绝不能说研究战略是老外的专利。 一、大局观 1.中国人的“大”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善于从战略上思考问题的民族，不过咱们把这种思考方式叫做“大”。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古人的思想中处处闪烁着“大”的光辉。比如在国家政权建设上，韩非子说“要在中央，事在四方”，儒家管这叫大一统；在军事斗争中，《孙子兵法》中有“故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的著名论断，这应该都是最早的关于战略思想的论述。 在一般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们首先要从长远分析一下有没有消极影响，这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少高级管理人员常常教育员工要“居安思危”，这叫忧患意识，正如老辈子讲的“常在有时思无时”。 遇到矛盾了，我们经常提醒自己注意：小不忍则乱大谋。千万别因为一时的愤怒，坏了大事，这不仅是教人从大处着眼，更是教人从大处处世了。所以，中国的传统思想教育人做人要识大体，做事要顾大局，分析问题要明大理，培养孩子要树大志，临于危难要有大节，成功的标准是成大器。 为什么中国特别强调“大”字，因为我们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其群体性或者叫整体性。中国人习惯在群体中定位个体，在整体中确定部分。就是在生活习惯上中国人也是从“大”开始，这种特点首先就表现在中国人的时空意识上。例如，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时空顺序的表达有明显的不同。西方的顺序往往由微而巨，时间顺序的记述上是从时到日到月再到年，空间顺序上——比如信封上的写法是先写某某楼再写某某街然后再写某某市，最后才是国家的名称。有些头一次出国的人写信时常常感到不习惯，因为中国人都是由大到小，时间顺序是年月日时，空间顺序是国名市名区名再到街道名称，最后是几楼几单元几室，这和西方正好相反。这种时空表达顺序的不同，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体入手的，在整体框架中安排个体的位置。它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 中国人的角色意识在姓名顺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是先姓后名，这也表明了中国人对自己祖先的尊重和敬畏；而西方人的姓名是把个人的名字摆在了最前面，而姓则放在最后，表明了个性的张扬。
2.谈谈中医的辩证施治 最能体现这种从大处着眼、从全局出发思想的莫过于中医了。中医是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注重辩证施治，作整体调理。钱学森教授曾说：“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整体观是中医的最大特点，全息论是它的一个具体表现。中医学整体相关的理论是用非常辩证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看待人体。这种观点不被西方所谓的正统医学承认。中医诊治强调的是对疾病的整体诊疗，做到表本同医。有人这样形容中西医的差异：比如一棵树上长了蘑菇，中医不是仅仅停留在考虑如何把它割除上，而是分析是什么原因让这棵树长了蘑菇，比如湿度、木料质地等原因，然后根除这些长蘑菇的原因；而西医则是把每一个方面切开来，量化分析，重技巧，忽视人的整体，重部位，比如动手术。我们在这里绝不想否认西医的科学性，而是在探讨中西方在思考问题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上的差异。西医看到的是清晰的局部，而中医看到的是模糊的整体，类似传统的中国水墨画和古典的西洋静物油画。前者勾勒出一个轮廓，模糊而写意；后者描绘出许多细节，精确而写实。但事实上中医的基本概念与现代生命科学有很多相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