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步入国学管理大道：让管理脱下洋装》
第四讲
管理篇 谈到管理，这可是近些年来火得不能再火的话题了。人们一谈管理，必然和科学挂钩。既然是科学，那自然就是彻头彻尾的泊来品了，于是人们谈到管理学发展史，自然要从科学管理理论（泰罗20世纪20年代）——行为科学（梅奥30年代）——管理科学理论（伯法50年代）——决策理论（西蒙60年代）——生产管理、信息管理方法一一说起，或者从古典组织理论（古典理论20年代）——组织行为学（组织行为40年代）——组织（社会技术系统60年代）——领导科学（经理角色7O年代）——组织文化（企业文化80年代）一路谈过来，真可谓博大精深，也令人望而生畏；现在又有人弄出了什么后现代主义学派，这就更加吓人了。而中国自己的，对不起，那统统称不上科学。可是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坚持认为：一种管理模式的产生必须植根于所在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是人们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的一种自主选择。因为文化力量和传统力量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的文化阻抗，增大民众的认同效应，实现管理效果的优化。所以，我们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和国际接轨，惟独文化是不能用“接轨”这个词的。一种管理模式或一种管理理论最终能否获得成功，并不取决于其选择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是什么，而是取决于这种内容和方法同特定的文化背景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程度。能融合，就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因此，现代管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是科学管理模式的选择。那么，我们今天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哪些有益的养分呢？有人趁势提出了“中国式管理”，这委实振奋了国人的心理。这种提法说道：管理无外乎就是“法”、“理”、“情”三个字。说得真是简洁明了。但再往下说，就有些偏颇了：中国人搞管理是以“情”为中心的，是情大于法的，而西方是以“法”为先的。确实如此吗？在“法”和“情”这两个字上转悠，惟独没有好好谈谈什么是“理”，这不能不说有一些疏忽。其实无论是“法”、“理”、“情”也好，各种洋学派也好，一部管理发展史就是一步步走向以人为本的历史。当那些洋派学者神气十足地教导我们管理学中最现代的人学观念时，切记千万别忘了咱们的老祖宗早就系统地论述过“以人为本”的理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