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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探源次贷危机：财富幻象》
这样的超级骗局并不是小型非上市公司所能做到的，因为它需要大量的律师来钻法律的漏洞，大量的会计师来钻联邦和州政府税收的漏洞，还要摆出自身强大的样子，居高临下地俯视投资者，直到轰然倒地。 美国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2002年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一个腐朽的制度》的文章。他指出，安然公司的崩溃不只是一个公司垮台的问题，它是一个制度的腐朽，包括现代会计制度、独立审计师制度、证券和金融市场制度，以及禁止内部关联交易的规定。安然事件表明，这一制度已经腐朽了。5 在另一家著名的上市企业--世界通讯公司的丑闻案里，那个事发后非常有名的首席财务执行官苏利文在出事的最后几年甚至直接向属下发出指示，修改财务报表，以迎合华尔街财务分析师的预期，和以前向市场提供的赢利预期一致。这是直截了当地制造赢利的手段，他甚至不需要费力气像安然公司那样成立几千家有特殊目的实体公司，而是赤裸裸地造假。华尔街对其有什么样的盈利预期，他就编出什么样的报表。在各个下属会计部门向他索要修改会计报表的原始凭证时，他的回应往往是这些指令来自高层和他本人的意愿。于是那些经验丰富又有专业修养的中层财务人员虽然知道这个指令违背了公认的会计准则，触犯了法律，但为了保持自己的职位，他们还是一起参与了造假。 在垮掉前的最后两年，世界通讯公司向外公布财务报告的每股盈利都是参照华尔街金融分析师的预期编制的，以便给市场上的投资者一个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稳定的持之以恒的信用错觉。 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前主席亚瑟·李维特（Arthur Levitt）在这些世纪大案爆发前几年的1999年一次讲演中说："我们看到的是功能失调的关系--分析师（指金融和证券的分析师）‘确切地‘估计公司的盈利，而又严重依赖公司的‘点拨‘，公司报告则迎合这个估计一致的盈利预期。"6他这话的意思是讲，在上市公司的误导或者是诱导下，资本市场上的证券分析师们与上市企业管理者妥协，进而与他们相互勾结，认可后者提供的信息，分析师甚至与企业串通一气,向金融市场发出虚假的投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