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管理治国》
六、管子：君之当尊，民为君用 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管子·重令篇》 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管子·牧民》 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管子·霸言》 管仲和儒家几位思想大师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治国之术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尽管他出身卑贱却做到了齐国的宰相，而且还被齐桓公尊为仲父。齐桓公和管仲之间有长达四十余年的通力合作，齐国也因为他管理有方而跻身于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40年间，管仲相于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死后，齐国也随之轰然坍塌。 管学既非儒家，也不是法家。他的尊君理论比荀子更为彻底，为君主辩护，他几乎肝脑涂地；而对于法治，他与申不害、商鞅、韩非、李斯也不一样。《汉书》将其列为道家，而后《隋书》则将其改列为法家之首，可见其内容混杂，难以归于任何一个门派。萧公权先生早就说过，儒家的民本位思想基本上承续了宗法封建社会的余脉，而法家的君本位思想则是宗法封建衰微、君主专制突起后的产物。后世学者视其为商韩等法家学术的先驱，但又不是法家的开山鼻祖。恐怕只能如此。 儒家思想倡导正名守礼。这虽然有点迂腐，但也可算是儒学的标记。不过，真正区分儒法两家的标准，却是"君""民"在各自思想中的地位。儒家贵民，而法家尊君。儒家诸子之中，孟子宣示"民贵君轻"；荀子虽有尊君之说，但其尊君仍然是为了养民，可谓是尊君以贵民。倒是法家尊君之极，人民不过是国家富强的垫脚石，甚至人民不过是愚顽不化的禽兽，需要君主与官吏的鞭策。 尊君牧民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管子·任法》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管子·霸言》 管子之学里有法家君本位的思想，又与法家有所区别，因为管学并未完全挣脱封建与宗法的背景。不过，"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就是出自他的名言，其论君之道，当属后来法家思想之发轫。 管仲认为，君主一身为全国治乱之所系，所以"安国在乎尊君"；管学特别赋予了君主至高无上的独断之权，"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所以君主必须独居崇高之位以专擅赏罚之柄。"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下。"尊君的精髓尽在于此，堪称法家之思想。 不过，管子所论君道与商韩等法家的言论仍有不同。法家抛弃了宗法制度，另立君主专制为最高理想，却又担心君主私自乱法给了奸佞之臣可乘之机，所以并不要求君主有多么高尚的德行，只是认为君主应该隐藏一切，让臣下觉得高深莫测。这一点比管学更为深入了一步。管子只是提出了前半截，后半截倒让法家接续了过来。管子虽然倡导了战国时代任法的先声，但其自身并未脱离封建宗法的影响，杂糅了人治法治的理念，甚至非常容易让人找出其前后相互抵牾之处。 尊君之论，管子与荀子貌似区别不大，但对于人民的看法则迥异其趣。荀子礼治的最后目的是全体人民安居乐业，治国之鹄的还是为了养民；而管子认为，"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治国者必须将人民控制在其可以驾驭的范围之内。"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故爱之也"。民为君用，人民不过是君主的夜壶。所以，当时春秋五霸之间爆发战争，只不过是"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但又不是纯粹为了人多而争战，而是为了能够被君主所用。所以，管子认为，君民之间最理想的关系就是：君有所令，民无不从。也就是君主的意志就是绝对的权威，君主行独断之政，即使逆民意而行也无不可，只要有利于国家，人民也必须理解，所谓"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此之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显然，管子"人民论"与其说是"牧民论"，实际上还不如说是"奴才论"。 不过，管子又有"顺民"之说，与上述言论极为矛盾。他在《牧民篇》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在《形势解》里又说，"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大概管子认为，人民有自己的根本利益，君主得之则国力强；为人君者，不得遏民小利，只有顺民心。但不管如何，虽然与他的尊君之说相悖，只要能被君主所用即可。看来，管子的顺民之说也好，牧民之论也罢，如果不与其尊君之论相提并论，几可蒙蔽世人，混同于儒家。可见，管子的思想较为驳杂，其尊君之旨、顺民之术，既有封建遗风，又开商韩等法家之先河。 经俗经产 管子的政治思想是尊君，就是告诫后人如何做好奴才。他的治民之术是以法治国，设立经常性的制度，赏罚严明，使全国人民服从命令，行动如一。其法治的目的就是希望臣民安分守己，听从君主的使唤。 管子所谓的经俗就是其推行法治的社会基础，而经俗的养成必须使人民习惯成自然，如此才能深远而稳固，因而需要辅之以教育之策。他认为，政治组织必须由道德来维持，政治道德不可或缺。管子称之为"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社会各级臣民若能谨守礼义之教，那政府的威信和权力就水到渠成了。这话有点强词夺理，管子也未免太想当然。 要将"四维"落实到民间就必须教育人民。"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要使教训成为民间的习俗当然得需要时间，"渐也、顺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 当然，俗化未成的政府必须随时监督劝惩。美俗既成，风化自正。管子善用家族、乡邻，治安、风化以及赋税等都托付给乡里组织；而且人民也得各按职业异地分居，不得混杂，"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如此即可"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而且"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身无职业，家无常姓"者，法当禁。――流民、游民，像管子这样的治国者也害怕其聚众对抗政府，所以"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抓到就杀。 管子强调的是君主的绝对权威，要使"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正者也。"管子借礼教而行法，与商韩等法家不同；商韩更加激进，主任法而弃一切仁德礼义之教化，国法君威是控制人民的唯一力量。管子仍然重视家族人伦，但是离法家也只有一步之遥。
管子法治思想的另一个支柱是"民有经产"。正像他的名言所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而且"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如此看来，管子深知民生是政治的要件之一，"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