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管理治国》
尊君抑民 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韩非子·人主》 春秋之前封土建侯制度盛行，君主与王族世臣分权驻守各地，君主未能独尊。君主与诸侯之间的联系不过是朝贡财物、尊王攘夷等，后来诸侯四起，君主之令无人遵从，弑君篡国者也不少见。再到后来，诸侯争霸，专制集权已成大势，法家尊君之说流行于世，功利之士游走各国，广为传播。 法家所谓的"尊君"，并不是尊重君主本人，而是其所在的权位，正如管子所说，"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法家经常借用此句来抬高君主的权力，到了韩非的手中，尊君之论更为昭彰。 韩非认为，操纵权力实在有赖于君主所处的地位，人民承认君主的地位才会服从他，君主凭借他所处的地位而号令人民。这也是韩非所说的"势"或"势治"，与君主本人的私人道德并无关系。如果人民要计较君主个人的品格的话，那么，他发出的命令就会失去效力，无人理睬。所以，韩非主张尊君之说，认为臣民必须效忠于暴君，极力反对孟子的"一夫可诛"之论，确定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就是天下的人伦之道。 韩非将私人道德划到了政治氛围之外，认为两者毫不相干，这与儒家截然相反。儒家认为做官全凭私人道德，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韩非认为，私人道德与君国利益是两回事，君主即使有再好的德行或名誉也不足取，政治社会中根本没有个人生活的余地。儒家倒与之相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隐也可以安贫乐道，是道德高尚的表现。韩非则认为，隐士是国法所不能容的，不臣天子者可杀。 法家的尊君之论并不至于此。荀子认为人性恶但可以有善的可能，但法家却认为，人性之恶根本就没有向善的可能，因为人类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即使是家庭成员之间也照样如此，何况整个社会。"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而且，民众的智慧也不可用，"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既然人性如此，那绝对不是仁义道德所能够教化得了的，只有专制君威才是治民的唯一手段。儒家说家齐而后国治，韩非则认为只有国治而后家齐，彻底抛弃了儒家的德化民本之说。 奖农励战
法家诸子认为，君主以权势治理臣民，君主专制的制度就此而立，所谓的政治社会不过如此。不过，春秋时代的诸侯各国相互虎视眈眈，侵掠凌辱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国力强大与否成了国家存亡的关键。商鞅认为，"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力也"；韩非子也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者务力"。 务力之道就是要人民投入耕作、积极备战，与这两项任务无关的事都在政府的禁止之列。商韩两人力主耕战两事，而且几乎想动用一切学术文化摧毁儒家、管子等先贤有关富强为民的论调。他们认为，富强不过是为了扩张君主的权势而已，所谓"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是也。所以，那些游食坐谈之士都必须靠边站，有害于农战二事的言论都必须予以法办，有关的典籍也必须收缴。 商韩主张奖励农战，"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推行此一政策，韩非子的办法就是，"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而在他之前的商鞅则推行了"壹赏"和"壹教"之法："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而且要将全国男女编制为部队，主张全国皆兵，"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称而待令。老弱之军，使牧牛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获其壮男女之食"。 商鞅的尚武主张使当时的秦国面貌为之一变，特别是对军功的奖励使民间为此俯仰而转，《后汉书》如是记载，"秦用商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女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可见其三军之制，当时就已付诸实行。这一风气甚至还一直延续到了汉代，那时的关西诸郡，"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失"。后来韩非子对商鞅的做法略微做了变通，但其内在精神仍然是加官晋爵。 战国时代，诸侯各国纷纷变法图强。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两次变法，为秦国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商鞅是战国七雄中变法最成功的一位，后来韩非子评价其"举法明教，秦人大治"。西汉桑弘羊赞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北宋以变法失败的王安石对其极为敬仰，赋诗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布法重刑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