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管理治国》
天下之法，治法治人。黄宗羲从"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的法权观念出发，要求公天下、否定私天下，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他认为，先秦以后所谓法者不过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要像三代之法那样"藏天下于天下"，公平公正；后世"一家之法"则"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必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是桎梏天下人手足的"非法之法"。他反驳了所谓"有治人无治法"论，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认为有了好的法冶，无论其人之是非好坏，都不至于危害天下。 历代王朝乱多治少，黄宗羲认为，君职不明、天下为私是它的最后症结；秦汉以来的恶劣制度是真正的病源，因为恶劣的制度是出于私天下的一己之利，所以律法条文周密；而不是像公天下那样追求万众福利，所以几乎不需要什么法。私天下背离了贵民的主旨，法律再多也等于没有，而且"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所以，要治国就得废尽秦汉以后的"非法之法"。后世学者说，黄宗羲的本意不过是想废尽专制天下的君本位制度而恢复封建天下的民本位制度，所以他提出的变法建议包括了政制、官制、学校、选举、兵制、田制、财政等各方面。尤其是官制，所谓"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既然官吏是君主的分身，那么君主若有缺失宰相可以摄位代之。君主可以昏庸，而宰相不可不贤。朱元璋罢免宰相之后，纨绔子孙骄奢淫逸，权力沦于宦官之手，内忧外患夹击之下，家天下也随之坍塌。 黄宗羲的思想对近代启蒙者影响深刻。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行者把黄宗羲称为"中国的卢梭"。他们从黄氏思想出发，认同和接受卢梭的民权论，又以卢氏之论重新注释并大力张扬黄宗羲的思想。《明夷待访录》因而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人权宣言"。这是明末清初早期启蒙学者的遗迹。 与黄宗羲并肩的是顾炎武（1613-1682），反对理学的态度相当彻底，"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同时，他也认为阳明学派心学的危害超过了程朱理学，认为此论惑乱天下。――在顾炎武看来，理学、心学都不足取，而他的"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不谈"，"故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顾炎武力求矫正过度集权的流弊，注重实际政事的指摘，似乎无意高谈蹈虚。与黄宗羲见解相同的是，他也认为封建天下是圣人所立的公天下的法则，"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其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操也，而其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所以，顾炎武鼓吹"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即使像县这样的地方政府也应该行使分权之制。 和黄宗羲一样，顾炎武认为，专制之弊除了过度中央集权，还有繁琐的法令。法令恰恰是专制天下不能治好的重要原因，顾炎武提出要废除，"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因为法令的存在，教化就失去了儒者本身应有的职责，而且"法令者败坏人才之具"。专制过度，法令条律又过于苛刻，所以官吏也无能为力，君主高高在上形同虚设。此外，顾炎武还就晚明生员制度的恶习大加抨击，认为士风嚣张与此相关，提出改良科举制度，再行推荐之法或另辟出身之路。 王夫之（1619-1692）把那些动辄喜欢复古，赞美三代之治的宋明理学家一律称之为腐儒，不幸的是，黄宗羲和顾炎武也在此列，特别是黄顾两人要将郡县制倒退为封建制，尽管只是想以封建分权来矫正中央集权，但显然此举无疑是白日做梦。王夫之既反对一切守旧复古之见，认为要适时应世，又反对人为的因袭与变革，但又认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理而当然则成乎势"。――这一论调无异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可见王夫之这时恐怕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创见，还是一头雾水而已。 明末清初之际，土地兼并像往常一样司空见惯，所谓"聚者有余而贫者不足"，战争固然使人民流离失所，而土地被豪强地主兼并之后无地可耕也是突出的社会现象。王夫之一向认为，"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不能擅天下之土"，应该使"有其力者治其地"，使农民有田可耕。
王夫之认为，民众的困苦，主要是贪官污吏的压榨和掠夺造成的，所以养民的关键就在于国家要"严以治吏"，只有吏治严明，官吏不敢枉法，民众生活才能安宁，社会秩序才能安定。对于民众，国家应该废法、宽政，重德教、轻刑罚，以养息民生。――所谓"宽以养民"。 王夫之论述历代王朝政制，多半都是反当时儒者之论而论。个人的政见散乱于著作之中，并无系统，尤其是在封建与专制之间指点选举荐材、井田赋税、兵农变革之异，虽有独到之见而且甚有可取之处，但也只能作为其他儒者议政的背景。何况他最大的思想贡献仍然在于区分种族的民族观，毫不妥协的抗争精神只在颠覆满清运动之中，而一生自诩明末遗民的论调堪称迂腐。然而，明末以来追求自由解放的思潮，似乎恰恰可以在他的身上划下一个逗点，令世人为之怅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