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管理治国》
十三、西方：没有挂在嘴上的民生传统 自从孟子"民贵君轻"之说问世以后，民生就成了一种挂在嘴上的传统，总是会不期然地出现在中国历朝历代偶尔还算贤明的治国者身上，或者见之于文人学士畅谈治国方略之类连篇累牍的策论中；"英明神武"的君主不过是将民贵论视为经国济世的谋略而已，而官僚士大夫呈献策论也只是为了获得俸禄或晋身之阶罢了。不过，翻检西方历史时倒很少听见如此累世而来的民生传统。――如果要将这样的传统上下穷追数千年，竟然让人有说不尽的感慨。 民生之所以是民生，首先就是民众的身份。西方奴隶制度的历史恐怕要远比中国的长得多。譬如罗马帝国长达千年的历史，就始终伴随着奴隶们的血汗，还有暴动。直到中世纪还能见到奴隶效命主人的记载，尽管大规模的奴隶制度在封土建国的名义下悄然消失；不过最底层最潦倒的骑士似乎也有几个家奴，唐吉珂德就带着他的家奴横刀跃马，锄强扶弱，挑战了风车。――虽然可以被人反驳说，这不过是小说家之言，但未必就不可相信。 除了身份，当然还有更关键的，那就是法律条文的界定。民众在上缴皇粮国税之后还该不该有自己的私有财富？可以享受到官府施舍的哪些恩惠？而官府收税之后究竟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明细？用到了哪些地方？是否明示于天下？ 古希腊时代的身份落差 古希腊时代的斯巴达人因为原始，所以一直尚武好勇。原本是公元前12世纪侵入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多利安人，征服了拉哥尼亚的土著之后便强迫他们从事农业劳动，而自己则专做职业军人。公元前735年，斯巴达吞并了邻近的麦西尼亚，麦西尼亚人也只能为他们干农活，提供食物。不过，公元前650年前后，麦西尼亚人在阿哥斯城邦居民的支持下反抗过斯巴达人，最后还是因为斯巴达的军事优势而失败。 斯巴达人一直沿袭着原始的部落民主，据说有两位世袭的国王，平时有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估计后世的学者可能难免会对他们的议事机制抱有美化之嫌，因为这样的话政治智慧显然已经相当的高。长老会议有包括国王在内的30人，都是年过60岁的贵族，还是由公民大会推选出来的。5个监察官同样也是公民大会推选出来的。对于斯巴达公民来说，基本上还可以说是平等的民主。 公民大会有8000人，是从40万左右的居民中推选出来的斯巴达公民。40万拉哥尼亚人和麦西尼亚人被斯巴达人蔑称为"希罗人"，没有自由，只是担负农业劳动，呈献粮食果蔬。斯巴达人专事作战，就像有这方面的天赋似的，而像希罗人一样从事耕种的斯巴达公民大概很少。 斯巴达人力求简单朴素，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有一定的封闭性，没有手工业者，也很少与外邦通商，据守在自己的城邦境内。因为斯巴达上层人士有蔑视外邦的习俗，但同时又担心自己外出征战时希罗人集体暴乱，所以平时对干活的农奴们还不至于怎么残暴，毕竟斯巴达还是将自己的统治凌驾于被征服的土著居民之上的，所以还得时时提防后院起火，自乱阵脚。
同时代的雅典城邦据称是世袭贵族阶层统治的，至少在公元前750年至前600年就是如此。公元前594年，雅典城邦因为一场富人与农民之间的债务危机无法调停，几乎要闹到农民造反的地步，贵族阶层便将权力临时托付给了著名的商人梭伦。梭伦组建了新政府，给富人很大的政治权利，让他们取消债务平息了此事。富人因此成了城邦政治舞台的主角。 梭伦还引进了一个新的民主原则，允许穷人在公民大会上行使否决权，但居住在本地的外邦人和奴隶仍然除外。正因为贫民阶层是社会上极不稳定的力量，所以，既然雅典城邦的世袭贵族对自己的特权始终耿耿于怀，他们就得笼络贫民阶层，因此而对权力宝座的角逐导致了派别斗争。直到公元前507年，克里斯梯尼确立了推举执政官的制度；后来这一制度又将最高权力交给了全体男性公民大会，执政官由抽签决定任期，一年一换。――雅典较为均衡的政治运作制度得以确立，而所有的妇女、侨居的外邦人和奴隶虽然占有雅典成年人的四分之三，但还是被排斥在外。 斯巴达和雅典虽然被千百年来的学者标榜为古典民主的典范，但他们的民主仍然非常有限。奴隶因为身份而无法介入其中，干的是最艰苦的农活；阿提卡发现银矿之后，采矿也成了奴隶的活计。从社会的地位来看，雅典人认为人只有两种：自由人从事政治和思想，而奴隶只能干苦力；从财富的角度来说，奴隶根本就没有多少自己的私人财产。显然，这一阶段的民生传统也就无从谈起。 罗马共和时代的社会等级 罗马稍后于希腊，但几乎也可以算是并驾齐驱。公元前6世纪，罗马就以武力征战主宰了其邻近地区。公元前500年左右，罗马政体由王政转向了共和体制。公元前450年，平民们频繁的造反迫使元老院通过了一部平民法典――《十二表法》，虽然后世的罗马人将其奉为自由的圭臬，但债务奴隶制仍然保留于其中；公元前287年，平民们又通过了一项法案约束共和政府。公元前265年，罗马人吞并了意大利半岛，希腊也在其中，臣服于罗马的武力而无可奈何。公元前146年，北非海岸线上的帝国迦太基因为第三次"布匿战争"失败也做了罗马的海外行省。 罗马共和国与商鞅时代的秦国一样，只着重于农耕与征战，所以从军和务农是绝大多数罗马人的主要职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贫穷的罗马人可以在自己的殖民地上耕种，而手工工匠居住在城市，从事工商业的人则微乎其微。战争捕获的奴隶，以及贩卖过来的奴隶充当了罗马大农场制度下的劳动力，即使希腊人、迦太基人也都未能逃脱这一命运。到2世纪末，约有100万奴隶在意大利半岛的土地上耕种。 奴隶的无偿劳动所得和各行省廉价粮食的买卖，导致一般的罗马自耕农纷纷破产，涌入了罗马城，成了赤贫的流浪者或者新的市民阶层。――公元前150年左右，罗马城充斥着大量从乡村涌进来的农民，而奴隶们干的还是最艰苦繁重的体力活，倒是希腊思想和习俗使罗马上流社会有了显著的改变，开始讲究锦衣玉食，甚至骄奢淫逸起来，往日的家长制主宰和军营纪律约束失去了权威，罗马这样的农业共和国蜕变成了贫富悬殊的复杂社会，粗疏的管理已经无济于事，社会冲突繁衍滋生，一切动荡不安。 史称公元前146年至公元前30年的一百多年中，罗马统治阶层内部暗杀不断，奴隶暴乱也时常发生。公元前134年，7万多奴隶在西西里击败了罗马军队，直到援军过来才得以镇压下去；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71年，斯巴达克领头的奴隶暴动多次击溃罗马军队，转战于整个意大利南部，直到最后战死；而剩下的6000个奴隶被钉死在卡普阿至罗马沿途约150英里的十字架上。 毫无疑问，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民众除了罗马贵族自身能够跻身于上流社会，自耕农和奴隶的命运依然如故。公元前133年起，格拉古兄弟提议将国有土地分给无地者。这一年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保民官，对国有土地承租人和持有者设限，规定每个公民最多可拥有300英亩地，而儿童可拥有150英亩，超出的分给穷人，结果遭到了保守贵族的强烈反对，提比略也在选举时被棍棒打死。公元前123年和122年，提比略的弟弟盖约·格拉古两度当选保民官，提议修建公共粮仓稳定粮价，监督中饱私囊的行省总督，结局和哥哥一样，盖约和他的3000多名追随者也被报复性地清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