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管理治国》
官商勾结的代表：晋商与徽商 汉武帝以后，官与商大规模的勾结就开始风行于中国社会。――此类史实多见于稗官野史，正史上并无多少记载，完全被遮蔽了，因为历代王朝为了确保自己的宝座，最担心商人们恃财夸富，乱人耳目，颠覆皇帝的权威，所以历代官方推崇的口号都是"农本商末"。 汉朝以降，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元风水轮流转，官营手工业一直占主导地位。官府政策法令的变革虽然牵动着官营企业与民间私营手工业、商业的沉浮，民营大小企业数量还是空前增多，遍及各主要行业，只是规模仍然偏小。由于整个国家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的民营企业增幅更大，出现了制糖、印刷、棉纺等新的民营企业，但私营企业仍然无法与官营企业抗衡。不过，工商业的繁荣，小商品经济的发达，也造就了宋元话本小说里的市井商业社会以及拥有官府背景的商贾豪强。 明清时期的官营企业基本上沿袭了旧制，不过匠役制度已有所变化，役匠计酬和计值雇工日益普遍；而私营企业主，不论地主、商人还是农民，本身并没有和土地脱离关系，其管理和生产经营仍然很传统，以家族式管理为主。到了清代，官营企业由于经营方式落后最终走向衰落，数量有所减少，行业也局限于织造、铜政、军器、造船、铸钱等几个行业，而民营企业活力较强，经营模式多样，联号经营、合伙股份制、委托经营、经理制、租赁制也开始出现。 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几个手工业发达区域：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以苏州、松江为中心的苏、松地区，以杭州为中心的杭嘉湖地区，以天津为中心的渤海沿海地区等等都是私营企业的集中地，是中国近代化的中心地带。更为显著的是流通行业出现的两大松散的商人集团：晋商与徽商。 晋商与徽商曾经是明清史上盛极一时的"红顶"商帮。他们先后享誉于明清两朝，最后湮没在清末民初的硝烟之中。其盛极而衰的原因，除了缺乏基本的实业以及无法避免的战乱之外，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依附官场。自古以来，官场就没有起码的是非看法或道德标准，只认同实用的游戏规则和现实的生活逻辑，一旦他们手中的权力消失，那么，附庸在官员身上的商人就不可抗拒地走向悲剧的宿命。 晋商起家于长途贩运，将中原及南方的粮食、茶叶、布匹、池盐运往塞北边防重镇，后来转向了以金融票据、存款、汇款为业务的账局与票号，以汇兑存储取代了现金往来，甚至数条线并行不悖。这得益于明初的边饷政策，结交官府之后凭原本的诚信获得贸易特权。明清两朝政府的财政金融流通也仰仗于晋商，晋商以其强大的金融网络，开辟了现代信用制度的先河。徽商的运作之道与晋商类似，他们将本地的竹、木、茶叶以及歙砚、徽墨等特产贩运外销，后来获得特许贩卖淮盐的权力，一度击败晋商集团。 晋商在太平天国起义之时被朝廷摊派军饷，因此获得空头顶戴，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的身份获利巨丰。商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自始至终受制于重农抑商政策，也没有社会地位，虽然握有万贯家财，足以傲视权力，但始终摆脱不了权力对他的干预；政治上是弱势群体，需要权力的庇护，为了少被官府干预，甚至获利于官府，迫使其不得不依附官府，而且紧密联手，从经营民间银两汇兑到汇兑巨额公款为主，与官场的来往颇为密切。其实，在他们看来，紧密依附于官府不仅是自己最有效的生财之道，而且还是保障自己财产安全的最可靠的办法。 明清两朝统治中国500多年，传统农业社会的制度与习俗已经深度稳态化，商人们经营实业者甚寡，而多以贩卖为主，各地莫不雷同。徽商后起于晋商，但手腕更为活络，商业成功后喜交权贵，倚重权力；游刃于官场，左右逢源；并借权势之力，利用官场敛聚钱财；也善于以金钱贿赂、收买权势人物，以商人身份赢得官府头衔，以顶戴之便获得特许、专营之利。 清末民初以后，各地战乱频仍，晋商的贸易因此一落千丈，其票号、账局也损失惨重，而随着沿海口岸通商，铁路南北畅通，也使其陆路贩运逐渐失去了市场；而且，每一次戡乱，"海内最富"的晋商首当其冲地成了官府派捐助饷的头号对象；此外，饱受困扰的长途贩卖也因为官府愈来愈苛刻的"厘金"抽税制度而捉襟见肘，几近破产关门；当然，晋商自身墨守成规、生活奢侈也是衰落的原因之一。 以经营钱庄、当铺、药铺等行当得以发达，甚至"富可敌国"的徽商也与晋商的结局相近。成也官场，败也官场。攀附官场固然可以获取巨额的特许利润，造就商业上一时无两的影响与势力，一旦官府特许专营制度废除或取消，或者因为密切追随官员而卷入官场争斗也容易使徽商落得鸡飞蛋打的下场。 无论晋商还是徽商，发家之初他们都只是将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毕竟与官府结交会使自己的命运充满无穷的变数。然而，传统的中国社会处境迫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强势集团的荫护，历代王朝中堪称强势的集团无非就是官僚集团、军阀以及悍匪，而官僚是显性的社会主流，权力与财富的结盟顺理成章，而且权势还可以给商人带来巨额财富，可权势的险恶却也无处不在，所以，攀附权贵的晋商与徽商，以及历代的官商走向衰落，乃至覆灭，也就成了定局。 洋务运动后的官办企业
明清两朝的官营企业几乎走上了穷途末路，这在与私营企业相对的比例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官营企业往往实行衙门管理，采用劳役制，不讲效率，高成本，低产出，经济效益往往不佳。尽管现实如此，但据国际工会组织披露的文献，中国1820年的人均产值仍居世界首位。然而，此时手工业工场已经落伍于时代，以机器化大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官营企业再度抢过了民间私营企业的风头。1860年代至90年代，以师夷长技、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诸多政治派别的争议中亮相了。 鸦片战争接连失败的中国开始引进西方机器工业以取代传统的手工业工场，此时依然是官营企业独霸天下；民营工业以其落后的技术水平和微弱的资本力量以及狭小的生产规模，难以与清政府的官办企业匹敌。在整个晚清时代，清政府一共创建了99家机器化官办企业，主要涉及的是机械、造船、制呢、铸钱、造纸、纺织、烟草、制革、瓷器、电灯、洋灰、火柴、玻璃、电力、印刷、铁路机车等行业，其生产规模比当时的民营私企大得多。 尽管民间私营的机器工业于1870年代开始出现，甲午战争前也有100多家私营企业，但其生产规模要小得多，远不如清政府的官营企业。洋务运动不像英、法等工业化先驱那样由民间自发展开，与私有制有着天然的联系，而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进的。除了一部分是以政府与民间合办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以外，大部分是由国家独资创办的官营企业。由于政府坚持官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私人企业也就不如官营企业有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