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同样，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美国也能够决定体系的规则、免责条款以及结果。在帝国特惠制体系中，英国及其殖民地在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对这些国家存有歧视。“二战”后，美国就力图消除这个体系，并建立一个以非歧视原则为基础的体系，即通常人们所说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做出这一举动之后，美国纵容欧洲以一种具有歧视性的方式来进行一体化，而这是由在“二战”的余波中重建欧洲的更为广泛的政治目标所决定的。这种歧视被视为世界的一种整体增益，而且这个观点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是很合理的，因为降低优惠税率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会超过贸易转移的负面效应。但是，歧视是出于政治原因才被制度化的。
之后，美国开始感觉到了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歧视效应。因此，美国在各种多边贸易谈判，特别是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狄龙回合（1960~1962年）和肯尼迪回合（1962~1967年）中推动了减少最惠国关税的谈判。肯尼迪总统为寻求对这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回合的支持，向国会递交了一份特别咨文。在这份咨文中，肯尼迪总统将欧洲一体化列在进行多边贸易谈判的众多原因之首。在1956~1967年间，美国和欧洲的非农业商品关税由20%降低至9%以下。
美国政府在1973年开启了东京回合贸易谈判，主要动机是为了应对其经济困难。在那段时期，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并持续上升，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已经瓦解，第一次石油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产生影响，尤其是正在崛起的日本给美国带来更大的竞争威胁。华盛顿广泛认为，其他国家从美国这里得到了好处，因此，东京回合谈判更加关注贸易公平而不是贸易自由，这从美国强调对补贴行为作出惩罚和允许因进口猛增而采取保护性措施（保护、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等）可以反映出来。而美国国会则清楚地向美国政府表示，要把反补贴作为东京回合的首要任务。戴斯特勒写道：“关于补贴、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的规则，是多边贸易谈判的核心问题。”换句话说，东京回合的谈判既是对那些偏离自由贸易的行为进行惩罚和制裁，也是对自由贸易的提倡，而前者正好反映出了美国当时的经济境况。
此外，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出于国内农场的政治力量和纺织业的利益考虑，美国保证，农业和纺织业将继续停留在自由化的范围之外。通过在进出口国家之间定期地决定双边配额的分配，纺织部门得到了规制。这一协定根据《国际棉纺织品贸易短期安排》（STA）于1961年生效。而后，这一《短期安排》被《国际棉纺织品贸易长期安排》（LTA）取代。1974年，《长期安排》演化成为《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MFA，也称《多种纤维协定》）。在其他部门，当美国国内产业受到来自外国相应产业的竞争压力时，特别是在钢铁和汽车产业，美国能够通过其贸易伙伴的“自愿出口限制”，或者寻求反倾销和反补贴进口限制来使竞争压力降到最低。
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的近邻外交政策考虑显得越来越重要时，美国舍弃了颇受欢迎的《多种纤维协定》原则，而此前美国在1985年和1987年分别同以色列和加拿大进行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试图将这两个国家纳入其中。此后不久，《多种纤维协定》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一部分，将墨西哥纳入其中。这些协定为世界上其他的自由贸易协定提供了先例，也刺激了这些协定的产生。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对这些歧视性自由贸易协定大力拥护，对欧洲一体化缺乏热情的支持，大大地背离了其在大萧条之后努力建立一个非歧视贸易体系的初衷。
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觉察到其在知识产权和服务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美国力推一些国际新规则，用于开放知识产权产品（如医药、软件和电影等）国际市场，特别是金融和通信服务国际市场。这一举动推动了1994年结束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举行。无论是从美国对这次谈判的部署方法还是美国定下的目标来说，将知识产权纳入多边体系中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几个分析人士写道，知识产权与贸易自由化不同，因为全球利益是存在问题的，其经济影响只不过是资本从贫穷国家到富裕国家的转移。除非其他国家同意提高本国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否则就只有通过对这些国家实行经济报复来达到这些目标。特别的国内立法——美国法律中声名狼藉的301条款——在美国被通过，使得这种报复合法化。
最后，美国促使中国保证重点开放其商品和服务市场，将它们作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部分条件。美国又一次在一扇微开的门上推了一把，因为当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正在试着利用外部压力推动国内的进一步改革。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作出了许多让步，10年后，一位中国的高级谈判代表将多哈回合的僵局视为中国得到回报的契机。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8226;拉米在多哈回合中作出了让步，这也被七国集团（不包括印度）中的大多数国家暂时性地接受。在这之后，美国的谈判代表来到日内瓦的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馆，试图从中国获得更多的让步。保罗8226;布卢斯坦这样写道：“美国谈判代表们知道，他们的要求很难让中国接受，因为从1999年中国参与有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以来，中国人就一直怀恨在心，他们觉得，是美国胁迫他们接受那些过于严苛的条件……”
也许，对中国开放的激进性更为有力的例证，就是中国开始实行重商主义的汇率战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来的贸易开放给自己所作的补偿。
美国时而支持自由化，时而反对自由化，这不是因为美国在达到某些目标上没有贸易伙伴与它共谋。最重要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乐于看到纺织和服装业不受国际规则的约束，它们将这作为在制造业内不承担自由化责任的一种交换条件，因为它们在思想上是忠于国内的进口替代和保护主义政策的。能力有限的纺织品出口商钟情于有保证的配额，而不是来自其他更具竞争力的出口商们的开放竞争。这些出口商即使不占大多数，也有很多是这样的。这就是《多种纤维协定》背后的秘密及其存在如此之久的原因。
美国也不是总能达到它想要的效果。例如，在东京回合的谈判中，美国就不能明显地规制欧洲经济共同体有关农业政策的施行。同时，美国也不能迅速地达成所愿。从1982年起，美国就开始努力确保全球知识产权和服务的自由化；到1994年，美国才在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达成了最后的协议。这期间历时12年，谈判过程也是曲折复杂。而美国也确实只有“付出”才能达到它的目标。例如，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开放知识产权和服务业，美国也不得不开放自己的这些产业。
但是一般来说，贸易体系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美国的努力还是承认的。虽然美国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塑造和操纵贸易体系，但是美国确实改变了贸易体系，而且比任何国家改变的都要多。
下面我们就把美国主导的这段历史与今天的主导，特别是与中国的主导相比。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一直试图改变中国的汇率政策。中国一贯实行估值偏低的汇率，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的经常项目持续顺差且数额巨大，并导致其外汇储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3万亿美元的水平。自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的汇率政策在美国已经具有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在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资源未被充分利用。这些都使中国估值偏低的汇率显得更像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然而，美国为改变中国的政策所作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不见成效。
美国威胁要采取单方面的贸易行动，但是这些威胁并没有转化为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立法行动。参议员查尔斯8226;舒默（纽约州）和鲍勃8226;格雷厄姆（佛罗里达州）提交了一份提案，提出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全面的关税，而这一提案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2010年10月，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法案，但是这个法案的效力明显很弱，因为与1971年尼克松增收进口附加税相比，它的影响力仅限于一小部分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这种在行动上的无能从中国不断上升的主导地位上可以反映出来。在美国，针对中国的行动不需要得到广泛的支持：从劳动力的角度来说，针对中国估值偏低的汇率采取强硬行动可能会很受欢迎，但是就资本——美国的公司们——来说，它们的态度充其量也就是模棱两可。美国在中国的公司和主营对外出口的企业实际上可能从中国估值偏低的汇率中受惠良多，而其他在华投资的或与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报复性行动面前——如不让它们参加中国的政府采购合同竞标——却是不堪一击。因此，美国只敢动口，不敢动手。考虑到美国在10年前还能强迫中国彻底开放其农业、商品和服务市场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现在中美之间力量的平衡显得更为突出。
当然，中国也在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其经济实力。比如，吸引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让美国公司在中国有利可图来影响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等。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是美国贸易行动的目标，但是日本却没能成功地抵御针对其采取的贸易措施。日本当时在经济上没有中国今天这样重要，而且日本通过限制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失去了在美国创造一个利益群体，让他们为日本的利益说话的机会。
即使中国能够通过其对外投资规模和对外投资的战略性运用来抵抗美国行使其权力，中国也只会间接地这样做。例如，中国将其盈余用于向非洲提供援助和投资，还运用其经济规模来加强同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贸易和金融关系。（中国提出援助建设一个巴拿马运河的替代设施，以此来推动哥伦比亚未来的发展，就是对这种现象的一个很好的说明。）最近，中国提出要购买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债务，以此来预防或减轻欧洲金融市场的混乱。（2011年4月中国主席胡锦涛访问西班牙时，西班牙总理何塞8226;路易斯8226;罗德里格斯8226;萨帕特罗说：“中国是西班牙最好的朋友。”）
中国的汇率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美国都造成了影响。但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并未提出质疑，而美国却独自承担起促使中国改革的重任。也正是因为这样，美国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国现在拥有了更多的盟友和更少的批评者，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中国通过金融和贸易关系来消除潜在的反对声音。如果所谓主导地位就是不做他人想让你做的事情的话，那么中国的美元储备和巨大的市场已经把主导权送到了中国的手中。
美国影响力日渐衰落的另一个例证与贸易有关。今天，多哈回合谈判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很复杂，这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在关于是否结束此回合谈判的问题上矛盾重重。但是，在2000~2006年间，美国的总统是共和党人，国会也被共和党把持，这样的一个组合会更有利于贸易的开放。但这种组合既不能减少来自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反对声音，也不能成功地完成多哈回合贸易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