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解析中国皇朝管理：黄色管理》
唐朝的柳宗元曾专门写过《封建论》，来论述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利弊得失。他指出，封建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秦朝实行郡县制而在短期内灭亡，不在于实行了郡县制，而在于秦朝的暴政，在秦朝末年的战乱中，"有叛国而无叛郡"。 在秦汉之后，虽然郡县制成为各个朝代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模式，但是封建制并没有彻底消失。前面所说的西晋大封诸王，就是一个例子。封建制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到清朝，虽然封建制已经不是主流。在唐、宋、元、明、清诸朝，皇帝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的事例一直存在，但这种分封却没有把王的领地的行政管辖权划给诸王；诸王只是衣食租税，对于自己的封地，没有实际的管辖权。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分封自己的子侄三十多人为王。这些王都有兵权。因而也出现了燕王朱棣的起兵造反，夺取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的江山。而朱棣称帝后，赶紧削减了诸王的权力。诸王一旦被封为王爷，按照明朝的规定，必须立即到封国去。但在自己的领地上，这些王爷不仅没有任何实际权力，而且还受到地方官的严密监视。到了清朝，除了八旗旗主被封为王爷外，每一任皇帝都封自己的一些儿子和兄弟为王，但这些王只是亲王，不仅没有自己的领地，而且还得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活动，严格受制于皇帝。 但是，郡县制也有自己的弊端，那就是地方政府严格受制于中央，没有自己独立的行政权力，一旦遇事，需要层层上报到中央，然后等待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命令，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自由处置权。在古代的交通通讯条件下，信息上报至中央，再等待中央的指令，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就造成了地方事务的拖沓和无效率，严重损害了政府行政的效率。在宋朝，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统兵大将的军权，又通过分割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势力。地方政府在路这一级被分为四个衙门：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使司、提举常平司，即所谓的"帅、漕、宪、仓"四司。各路内的使司任职有交叉又互不统属，互异互补，互申互察。这种做法，虽成功建设监察网络，防范了地方长官专权，却也造成了地方政府行政滞后、迟缓的弊病。有宋一代，守内虚外，重文轻武，致使经济繁荣，但军事上羸弱，倍受其他政权的压制，不能不说与这种地方势力衰微的特征有紧密关系。 实际上，这两种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各有利弊。郡县制将地方政府当作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和分支机构，有利于中央政府统一政令和法律，提高总体行政效率；其弊端则在于削弱了地方政府在具体事务上的自由处置权，增加了信息交通的成本。封建制将地方当作中央的藩国，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各个诸侯国的藩王可以根据地方特点，自主、充分地发挥地方优势，提高效率；而其弊端则是容易导致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形成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势力。 在现实中，到底哪一种模式更好，则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条件。就现代企业集团而言，则须按照行业特点和面临的市场形式具体进行选择。 三、考核与监察：监事会与管理层 守成坐天下的君主要想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为子孙后代开万世之基业，必须建立一套控制和激励人才的制度，也就是历史上的课考、监察制度。创业阶段，对于人才业绩的考察和监督，是较为直接的，这与当时面临的环境和设定的战略目标有关。创业阶段，创业集团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战败对手。对于人才而言，能否在战场上战胜对手，能否给集团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和谋略，一目了然，较好评断。因此，在创业阶段没有形成制度化的考察和监督制度，是很自然的。但是守成阶段，统治集团的主要战略目标变成稳定和长治久安，就需要衍生出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业绩考察和监督机制，来保证组织的激励作用。这种考察和监督制度，一是对任用官员的业绩考察，即课考制度；二是对官员行为的监督，即监察制度。 课考制度，关键是如何有效衡量官员的业绩。对官员勤务和功绩的例行考察，也是皇朝行政控制的重要手段。在秦汉时期，地方官在每年年底，都派出所谓的"计吏"携带"计簿"前赴中央政府"上计"，向总部报告生产、税收、财务、户口、刑狱等情况，并接受考课。这种考课制度是最高统治集团了解官员勤务和业绩的主要手段。因此，皇帝常常亲自"受计"，丞相负责考课内容，御史大夫则负责按察虚实。考课时需要对官员按照业绩进行排序，作为升迁的主要依据。此后的各个朝代，基本承继有这种考课制度。 现代企业集团在占领了一部分市场之后，也需要派出经理人员来具体管理和负责各个市场的运营。相当于中央政府的总公司通过考察这些分公司的业绩，并按照业绩来对分公司经理进行奖惩。这种制度的建立和维持是总公司控制分公司的重要手段，也是对人才使用做出的制度安排。这种课考制度越是严格和客观，公司的运作就越良好，越有效率。从历史的经验看，那些生命周期较长的王朝，在经常性课考制度方面就坚持的比较好，而那些短命王朝，课考制度就比较松弛。
守成阶段有作为的皇帝，是比较看重课考制度的。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就对课考较为严格：一如他对"空印案"的严厉处置上。按照规定，每年各地方的布政使、府、州、县等都得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为了筹算钱粮、军需等款项，必须由各府将本府情况报到布政使司衙门，布政使司衙门再报到户部，这样层层上报，最后户部审核数目是否完全相符；如果数目不符，则需要驳回重新填造。各地的布政使司有的离京城比较远，重新填造不方便，因此为了避免麻烦，上计的官员都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书，遇有被驳回，就随时填报。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个弊政，立即下令严办。 通过课考制度，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地方官员的业绩，从而间接监察官员的努力程度。在古代中国的皇朝史上，课考、监察体系一般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前面讨论的课考是户部的责任，而监察机关主要是御史系统和都察院。 监察制度比较严密的首推明朝，而明朝监察制度的完善，主要还是朱元璋的作为。朱元璋在创业阶段，东征西杀，统一了全国；在守成阶段，高瞻远瞩，他的一些制度设计，基本都着眼于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监察制度方面，从明初开始，就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监察体系，明确体现了分权和制衡的精神。在中央，六科和都察院共同行使纠举百官的职责；在地方，中央派出的巡抚、巡按，以及地方按察司共同承担对外省各级官员的监察，纵横交错，多管齐下，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组成一张严密的监察网。课考和监察制度，是在正反两面着眼，对于一个希望稳定发展、基业长青、大有作为的组织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成长阶段，重在建构。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又是王朝初建阶段的重中之重，直接决定着王朝未来发展趋势和发展特征。守成之主对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态度、理念，以及作为，在这个王朝发展的全部阶段打上深深的烙印。是短命而亡，还是长期生存；是积贫积弱，还是迅速鼎盛；是乌烟瘴气，还是清平向上；是僵化不变，还是与时俱进，都在其中。近视的眼光、静态的观点，也许会取得一些成效并勉强支撑下来，却带不来任何长期的优势，更不用说基业长青。长期持久的生命力只能来自于管理能力，而管理能力又取决于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进一步讲，只有这样，组织才能有效，也才具备战略转轨和根据环境提早采用最新战略的素质和能力，才会逐渐使之完善、定型，从而跃居巅峰。刘邦为着屏藩中央，分封同姓王，导致了后来的"七国之乱"；晋武帝司马炎不见前车之鉴，分封诸王，导致后来的"八王之乱"；北宋重文轻武、削弱地方势力，造成北宋王朝的疲敝与软弱；朱元璋废除宰相，导致了明朝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皇帝。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得之于皇朝的守成阶段成长时期，很值得现代管理者们注意，毕竟组织不是一个由只需加油的机器、自顾而立的场所和僵硬不变的体制堆砌起来的无生命物体，而是类似于人的活生生的生命体，不加以剖析结构、无所谓解构功能，将无法逃避衰亡期的迅速到来，甚至与鼎盛时期绝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