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解析中国皇朝管理：黄色管理》
勤政是第二个主要特征。事实上，勤政也是盛世之主控制皇朝发展方向的主要手段。在历史上，盛世君主的勤政都是出了名的。乾隆在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勤于政事，每有奏报，立时批示，每夜必遭内侍出问，批衣坐待，动至达旦"（《清鉴》）。唐朝在武则天之后，睿宗和中宗相继即位。但是，这两位皇帝受其母武则天的压抑太深，在当上皇帝之后，不仅性格软弱，对于帝国的政务并不关心。这导致了睿宗和中宗时期，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韦后等人把持朝纲，掌管了帝国的大政。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后，一改睿宗和中宗倦于政事，大权旁落的作风，成为唐朝历史上少有的勤政皇帝。据记载，唐玄宗李隆基非常勤于政事，常常"未明求衣，日昃忘食"，天不明就起来穿衣，日头偏西了都不吃饭。历史上的其他盛世君主，诸如汉武帝、宋仁宗、宋英宗、明宣宗等等，都是被史学家赞誉的勤政皇帝。 勤政是一个方面，盛世君主除了勤政之外，还需要爱民。这里的爱民与皇朝初年守成皇帝的爱民有所区别。这里的爱民不仅是体恤民力，还要时刻关注百姓的切实需要。在封建社会，农业不仅是农民维持生存的基本产业，也是皇朝的"国本"。在皇朝初期，守成皇帝们已经认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到了盛世阶段，对于农业发展更要特别关注。这种情况类似于当企业发展到盛世阶段时，企业的领导人就要特别关注企业主导产业的发展，想尽一切办法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条件。开元二年，为了增加农业劳动力，唐玄宗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强制还俗一万多人。水利是农业生产的主要依靠。玄宗对此十分重视，他完善了皇朝农业生产基地关中平原的灌溉系统，拆毁影响水道的水硝，当地百姓大受其利。他还在河东道、关内道、河南道等地大兴屯田，垦田面积达到五百万亩，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 勤政爱民是盛世君主获得官员和百姓拥戴的主要手段。但是，这还不够，盛世君主要想成功，还需要激发官僚系统的潜力，善于团结不同背景的官员。这就是纳谏和团结。善于纳谏和善于团结不同类型的人一起工作，就是善于借力。唐玄宗李隆基前期的两个宰相姚崇、宋璟，在治国理念上有所区别。《新唐书》记载说：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而同归于治，此天之所以佐唐中兴也。但是，玄宗能够充分发挥二人的优点，借此实现了大唐帝国的繁荣盛世。姚崇当宰相之前，就对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议。这十条建议都是针对武则天、睿宗和中宗年间的弊政所提出的，又吸收了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可以说是开元年间皇朝的执政纲领。李隆基看后，认为姚崇说的对，就表示"朕能行之"，全部接受了姚崇的建议，并且认真地付诸实施。宋璟一贯主张选拔人才，宽赋役，省刑罚。开元七年，因皇后父亲王仁皎的丧事，宋璟上书李隆基，提出倡导节俭，并要制定制度，认真执行，"不因人以动摇，不变法以爱憎"。李隆基都接受了，并亲笔作答"所进当书之左右，出入观省，以戒终身"。 汉武帝成就大汉帝国的繁荣盛世，与他善于选拔和任用人才是密切相关的。在汉武帝年间，文臣有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朱买臣、桑弘羊等，武将有卫青、霍去病、霍光等。这些文臣武将都是大汉帝国极盛时期的顶梁柱，没有他们的鼎力帮助，汉武帝不可能实现伟业。班固在《汉书》中总结道"（这些文臣武将）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二、雄才大略的反面 盛世君主的昏聩与其英明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皇朝的极盛时期，帝国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迅猛发展的势头。盛世君主如果不能正确判断整体局势，则很容易被盛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盛世君主们看到的是皇朝的富足与强大，官员们报告的也都是皇朝太平与安宁，是外邦的臣服与崇拜。而此时，由于盛世君主原来的英明，又蒙蔽了盛世君主现在的理智。臣下的建议已经不能为盛世君主所采纳。对皇朝发展局势判断的失误，必然导致皇朝战略方针的偏误。 欲望的诱惑和经济的富足共同催生了盛世君主的奢华生活。皇帝的奢侈生活也深深影响了帝国的官员。既然皇帝都开始享受盛世的宴席了，官员们也有了奢侈的理由。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生活条件上的这种刚性，使得各级官员在生活上相互攀比，俸银不够了就用手中的权力去换。而权力的腐化是最大的敌人。皇帝和官员的腐化，使得统治集团的战斗力不断下降。文臣爱钱，武将怕死，整个皇朝帝国陷入了衰退的景象之中。 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盛世英主。但是，随着汉帝国盛世的发展，武帝的野心开始膨胀，原来的勤政爱民、善于纳谏等良好的品质也随着盛世的发展而逐渐消失。继之而来的是穷兵黩武、大肆铺张浪费。武帝年间，北伐匈奴，西通西域，东征朝鲜，南平吴越，这些战争有些是汉帝国为保卫国家不受侵犯而进行的，但大多数属于对外扩张。扩张是否为皇朝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史记》在评价武帝的功过时指出，在武帝即位初期，汉朝是"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经过武帝前后连续三十二年的战争之后，汉朝变得"海内虚耗"，国库空虚，人民匮乏。到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更是险象环生，关东流民达到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尚有四十万口。而关中正是汉帝国首都长安周围。社会矛盾日益严重，酿成了天汉年间的农民起义，天下骚动，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群数百人，攻城邑，掠乡里。盛世之下潜藏的暗流开始涌动。而武帝的狂妄自大，终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卫太子的巫蛊案件便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卫太子是武帝的卫皇后所生的儿子，大将军卫青的外甥。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立为太子。因为政见不合，于征和二年（前91年）和武帝的矛盾激化。有人告发太子使用巫蛊诅咒武帝，太子因而被武帝废黜，而后自杀。这一案件涉及到统治集团内部的高层，包括卫皇后和她的家族、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及其家族，以及宰相公孙贺一家，"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社会矛盾的激化，加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汉帝国盛世衰退由此开始。武帝在晚年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者，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后来又把所有的方士神仙等统统罢黜，并对群臣说：我原来愚昧，被方士们所欺骗。天下哪里有神仙呢，都是些妖精。但是，武帝的悔悟已经太迟了，汉王朝的盛世在武帝末年便结束了，随之的是一步一步的没落。
唐明皇李隆基带领大唐帝国实现盛世后，身上的破坏性因素开始发作。大约从开元二十四年任用李林甫为相时，玄宗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天宝三年在争夺儿媳妇杨玉环之后，更是急转直下。在开元二十六年以前，李隆基坚决拒绝增加自己的称号；开元二十七年之后，李隆基为自己的丰功伟业所陶醉，称号一加再加，到天宝十三年，增加到十六个字："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隆基的那种自高自大、狂妄无边的态度。杨玉环为贵妃后，李隆基开始纵情享乐，不理朝政。勤政和爱民两大品质失却。安史之乱发生在大唐帝国最繁荣的盛世期间，也是对明皇不明的一大嘲讽。从此，唐朝长达一百多年的衰退开始了。所谓物极必反，唐朝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就是最合适的注脚。 清朝的乾隆皇帝更是史上皇帝"好大喜功"第一人。为了凑足自己的十全武功，竟然不惜国力，连年发动战争。前面所说的大小金川之战，即是一例。而乾隆为了显示自己的功绩和大清帝国的富足、强大，先后六次下江南，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此来粉饰太平，炫耀自己的功德。殊不知，就在乾隆下江南期间，白莲教已经在贫苦农民之间流行，并发动了小规模的起义。除此之外，官僚集团的腐化也随着皇帝的腐化而逐步加重。在乾隆后期，弘历骄傲自大，腐化堕落，任用非人，使得吏治一步步走向废弛。乾隆宠臣和珅的家奴刘全的家产就有二十多万两白银，更何况和珅。甘肃总督勒尔谨、布政使王亶望、王延赞，冒赈贪污，仅王亶望一人就贪污一百万两白银；全省贪污两万两以上的州县官共有三十三人，基本上是无官不贪。清朝统治集团已经集体腐化。盛世之下有危局。乾隆给他儿子嘉庆留下的是一个腐化透顶的烂摊子。盛世虽昨日，今朝难为继。 盛世君主一手缔造盛世，一手耗竭盛世，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因为自满与成功结伴而来。给现代管理者的启示在于，当组织发展到生命巅峰时，首先考虑的不该是如何扩张，而要洞察盛世隐忧。问题可能并不大，但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扩张确是组织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但扩张要考虑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外部环境。在中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的破产，大多是由于在极盛时期不顾自己实力和外部条件，大肆扩张导致的。扩张需要企业在资金、人员、管理、市场等方面有足够的实力。管理学中的"短木板理论"早就说明，木桶最短的那块木条决定了木桶的容量；同样，组织最薄弱的环节决定了组织发展的极限。扩张是一件决定组织发展前途和未来的大事，作为组织的领导人和决策者，必须冷静，不要被盛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盛世阶段的君主享有了皇朝发展最辉煌的荣誉，但是也是皇朝衰落的罪魁祸首。盛世君主是整个皇朝发展历史中，最复杂的一个，也是最难评价的一个。好在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不用费尽心思对他们进行评价。我们需要做的是分析盛世君主实现盛世的条件是什么。战略判断力、谋略，这是善于借势；勤政爱民的政治品格，这是所具备的个性；纳谏、团结，这是善于借力，这三个条件是我们从盛世君主身上发现的能够实现盛世的条件。而错误的战略判断、好大喜功，奢侈浪费，不恤民力，统治集团内部分裂、腐化，则是所得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