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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解析中国皇朝管理：黄色管理》
自汉以后，太学一直是朝廷重要的人才培养机构。到了唐朝，则设立了国子监，作为国家的最高人才培养和储备机构。国子监的学生在入学后，学习一段时间后考试，通过的学生则国子监向礼部推荐参加科举考试，正式进入官员的行列。如果学业不佳而多年不堪荐送，或荐送后连年落第，则要被学校解退、除名。到了玄宗年间，由于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人数大增，玄宗李隆基下诏要求天下的举人全部得进入国子监学习一段时间，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做法不仅延缓了大量生员直接涌入到政府机构的压力，而且也通过国子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了政府官员的素质。 北宋初年，仅设有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随着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大量人才开始涌入到朝廷中来。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开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太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仁宗的这个做法，为宋朝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奠定了基础。此后，宋朝的人才选拔，兼顾从太学和从科举，既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又通过培训提高了官员的素质。 翰林院初设于唐玄宗年间。玄宗李隆基选拔了一批擅长文辞的官员为自己起草诏书，这些官员供职的机构就叫做翰林院。到了明朝，翰林院逐渐成了皇朝储备和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明代，"翰林之盛，前代绝无也"。按品秩，翰林院不过是一个五品衙门，尚不如一个地方的府级单位，但因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绝不是其他同品级部门所能比肩的，尤其在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的特殊功能，反映了明代政府对政治人才特别是高层政治人才培植的高度重视和用心经营。翰林院既是明代通过科举考试汇集优秀人才之所在，又是明代高层政治人物的输出基地。《明史·职官志》记载，"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这就无怪人们把翰林院视为"储相之所"。 明代科举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等为翰林院庶吉士，取得翰林院的预备资格，三等则委以地方基层官吏或其他职务。可见，能够直接进入翰林院的，仅科举进士名列前茅者，这一批人才，朝廷高度重视，精心培植。翰林院既处理政事，同时更锻炼能力、增长见识。譬如，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由阁臣起草，但实际上多由翰林代笔，这有助于翰林熟悉政务、丰富阅历；编写明代历朝实录一般由阁臣领衔，翰林实际编修，翰林由此加深对前朝政典故事的了解；而在经筵侍讲中，翰林既熟悉了朝廷仪制和国家要政，同时由于经筵讲读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成为翰林官在院期间或日后为官主政时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条件。此外，翰林有着更多的亲近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便于深入而又具体的研习政局时事。这都使得翰林学士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经验，为日后准备了较好的政治素养。钱穆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就颇为赞许明代翰林院的储才功能，认为明代进士在翰林院期间，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取政治知识，静待政府的大用，翰林院成为一个储才养望之所。明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都是翰林出身，他们并不是只懂八股文章，而多是朝廷着意培植且负有清望的人才。 人才是组织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的主要资源。组织要想获得适应组织发展的人才，不仅需要严格人才的选拔，还必须注意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组织内部人才的培养，不仅是技能上的培养，更重要的是适应组织特征的人才培养。例如翰林学士在通过科举考试之后，经过在翰林院的政务实习，真正了解皇朝的运作过程和步骤，熟悉皇朝政务的运作模式。现代组织的外部条件与皇朝的外部条件有着重大的差异，但道不同理同，将人才的储备与人才的培养结合在一起，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 三、自满与成功俱来的领导者 盛世君主能够带领皇朝迈向生命巅峰，是所有君主中最自负、最高傲的君主。如何处理这种条件下君主与臣下的关系，比较微妙。乾隆年间，阿桂由兵部尚书调进军机处，进入到了皇帝的最高决策圈子。阿桂出身于军队，带有了军人的那种直爽，基本上是言无不尽，经常向乾隆提出坦率的建议。但是，乾隆对他却有申饬，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总是从中找出一些无足轻重的瑕疵，来反驳阿桂。阿桂对此很苦恼。大学士纪昀也同在军机处当差，发现了这种情况。有一次，阿桂又受到乾隆的申饬，纪昀立即把阿桂叫到一边，问他，当今皇上是否英明之主？阿桂说乾隆确实是一个英明的君主，甚至比康熙和雍正都英明。纪昀随即问阿桂，既然主上是英明之主，你的建议如果比主上还英明，那么你不就是僭越吗？你表现得比皇帝还英明，以皇帝那种高傲的性格，又怎能不找回面子，故意挑毛病，申饬你呢？阿桂听后恍然大悟，此后再向乾隆提建议时，总是留出让乾隆修改的余地，以表现出皇帝是最英明的君主。这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盛世君主生长在富贵之中，从小就面对臣下的恭维，而盛世的大臣一般都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员行列，没有显赫的战功获得皇帝的尊重。一旦皇帝的这种高傲开始膨胀，又没有大臣能够劝谏，盛世的良好局面也就到头了。 一般而言，盛世阶段的君臣关系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一端是君臣关系良好，君主充分信任臣下，臣下对君主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端是君臣关系恶劣，君主所宠信的大臣大多是阿谀奉承、不学无术，而他们则利用君主的昏聩，大搞腐败，为自己谋取利益，置皇朝的前途和未来于不顾。前面所讲的汉武帝、唐玄宗、乾隆皇帝等盛世君主在用人和纳谏上前后态度的变化，足以说明盛世阶段君臣关系的这两个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