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解析中国皇朝管理：黄色管理》
明朝的盛世并没有像汉朝、唐朝和清朝那样明显，但在仁宗和宣宗年间也步入了一个繁荣阶段。明宣宗朱瞻基算得上是有明一代的盛世君主。朱瞻基整顿吏治，重用富有经验的老臣的同时，还提拔了一些正直有才干的新进，特别是严惩了一批贪官污吏。他首先对都察院进行了一次大换血。都察院的御史本是朝廷的耳目，职责是监督不法官吏。如果都御史带头不法，御史可能效尤。御史奉命巡查四方，地方的官员再去效法他们，导致整个官僚体系的腐化。所以，朱瞻基首先拿都察院开刀，把贪赃受贿、生活腐化的左都御史刘观贬官，流放到辽北戍边，永不叙用。同时起用刚正不阿，公正廉明的通政使顾佐为左都御史。朱瞻基还把都察院的原有官员全部调出，稍有劣迹的都发配边地。
与臣下搞好关系并不是非得与臣下和光同尘，而是要重用清正刚廉的能臣良吏，罢黜腐朽无能的官员，形成一个清正刚廉的统治集体。朱瞻基在这一点上，颇有作为。除了重用顾佐为左都御史外，他还把又懒又贪、碌碌无为的尚书陈山和才疏学浅的内阁大学士张瑛都贬官革职，从而使朝廷风气为之一新。但是，朱瞻基在后宫任用宦官，则是一大败笔。宣德元年，朱瞻基就在内府设置教习内官监的内书堂，大学士陈山负责教授。这是有明一代宦官干政的开端。宣宗酷爱蟋蟀（就是促织），经常派遣宦官到各地去搜罗上好的蟋蟀。宣宗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而苏州的蟋蟀最好，就派宦官到苏州采办蟋蟀一千只，不仅弄得当地百姓鸡犬不宁，而且开了宦官干政的恶习。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促织》就是描写宣宗派宦官四出采办蟋蟀导致的悲剧。在宣宗朝，宦官尚未形成专权的局面，但是到了宣宗儿子英宗朱祁镇时，宦官王振专权，以致英宗土木堡被蒙古俘虏，这是大明帝国开始衰落的起点。 第四节 盛世制度：集权与分权的博弈 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其制度结构已经基本稳定。但是，由于盛世阶段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制度结构也发生有一些改变。首先是君权与相权之间关系的变化。在盛世阶段，君权都会得到加强；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权臣专权的现象。其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发生变化。一般的趋势是中央相对于地方加强了权力，地方的权力被逐步削减。与此同时，地方割据势力也在逐渐坐大。第三，随着盛世的到来，对官员的监督监察制度变得更加严密，官员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朝廷的耳目。与此同时，却又涌现了大批贪污腐化的官员和奸臣。这些现象都发生在皇朝的盛世阶段，如何来理解这种矛盾的现象？ 一、君权与相权：强权领导与强势部属 君权与相权的斗争一直是皇朝权力斗争的核心内容。在创业阶段和守成阶段，相权相对比较大，君权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地受到相权的约束。随着皇朝进入盛世阶段，君主的权力也随之扩大，相权相对受到压制。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皇帝方面，作为盛世英主，秉承父祖的基业，皇帝极想做出一番丰功伟绩，成就一番大事业，而相权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皇帝，盛世皇帝试图改变这一局面；另一方面，盛世阶段的官员大多是通过科举或荐举进入到朝廷决策层的，他们没有前辈们的赫赫战功，也缺乏有效约束君主的威望和势力，这就给皇帝扩大权力提供了可能。如此君权势必得到扩大，而相权则必然受到压缩。 汉武帝即位之后，为扩大皇帝的权力，采取了加强中宫权力、排挤朝廷官员权力的谋略。汉武帝位列有作为的帝王，在政治体制上开设内、外朝，形成两个官僚系统：一个是由大将军、尚书等组成的内朝或内廷，是决策机关；一个是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是政务机关。汉武帝的内朝机构，实际上是皇帝的秘书处，是皇帝的私人机构。皇帝就依靠内朝的力量来抗衡外朝以丞相为首的官员势力。内、外朝体制形成的根源在于汉初政治制度内在的矛盾，换言之，它是君权与相权斗争的产物。汉初承袭秦制，以丞相辅佐皇帝，丞相权势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形势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他即位不久的丞相田蚡，掌握任免大小官吏的大权，可谓权倾朝野。汉武帝对此十分不满。一日，田蚡入宫奏事，武帝问他：你准备任用的官员都提完了吗？我也打算用几个人呢！（"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仅这一语就表明了武帝不满丞相权柄之重。由此，汉武帝决心建立内朝，削弱相权。武帝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他们名为侍从之臣，实际参与谋议，这些内朝官员的秩爵并不显要，但是身份特殊，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有时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以致面折廷争而诎大臣。这种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这些小官又易于控制，从而收到以卑制尊、以轻驭重、以内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内朝预政是朝廷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它加强了君权对国家各方面的控制。 自从明朝太祖朱元璋废掉宰相之后，就一直没有再设相位。清承明制，也没有设立宰相的职位。但是，从康熙直到雍正年间，内阁权力一直比较大，皇帝的明发诏书都必须经过内阁发出，才有效力。后来，康熙帝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力，大大抬高了作为皇帝秘书处的南书房的职权，以取代内阁。到了乾隆年间，君权进一步扩大，军机处成为皇朝权力的中枢机关。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初名"军机房"，不久改称"办理军机处"，乾隆以后省去"办理"二字，遂简称为"军机处"了。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的专制独裁，所以一经出现，便被皇帝抓往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有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之任命，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废止了，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成为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之间。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巨也无不随从在侧。但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不是朝廷的正式机构。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初仅板屋数间，后来才改建瓦屋。军机章京的值房，最初仅屋一间半、后来才有屋五间。军机处也无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责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这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