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解析中国皇朝管理：黄色管理》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初统治的指导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灿烂文治的先河；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于是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考绩官吏。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但是，这个主导地位的确定，却不是在皇朝开端。儒家文化作为指导思想，需要一定的条件。创业阶段，创业集团主要还是如何打败竞争对手，因此其指导思想显得杂乱无章，哪一种思想能够保证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就以哪一种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而到了稳定阶段，百废待兴，如何保证皇朝的稳定成长，如何保证皇朝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成为确定指导思想的标准。盛世阶段，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开始为统治集团所认同，成为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主导性思想。 乾隆皇帝即位后，一改其父雍正皇帝的严猛政策，将儒家的仁治思想发扬光大，认为"朕意当今之政，莫若谨守皇考十三年以来之整理，而向日一一奉行不善，过于苛细者，渐次缓改，则吏治民安"（《乾隆实录，卷十四》），即认为雍正朝的政策很严格，现在对于那些过于严格、苛细的政策，需要慢慢改变，以宽仁为政。他还反复告诫群臣，"朕主于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夫然后政合事理，卑朕可以常用其宽，而收宽之效，此则诸臣赞助之功也"。从历史上概括，乾隆初年宽仁政治的基本特点，还是继承了儒家的思想，缓和紧张的政治空气，抚恤百姓，与民休息，团结官僚。雍正时期，对各级官僚的高压政策，政治空气过严过紧。乾隆即位之后，从"宽则得众"、"君臣相得则治"这一儒家政治思想出发，立即采取措施，缓和矛盾，力图重新建立融洽和谐的政治关系。 二、和谐是开放和宽容的同义语 皇朝盛世，文化上儒家思想的指导地位的确定，反映在社会生活上，则是"和光同尘"式的和谐社会。创业阶段的戎马倥偬、成长阶段的严猛为政，过渡为繁荣时期的和谐社会。 繁荣期和谐社会的形成，有很多原因，需要解放了的生产力，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需要安定的社会；但是，就其根本，还在于文化内核中儒家为主导的政治指导思想。儒家的政治思想在统治集团看来，提供了君臣父子安于政治现状的理论基础；在广大百姓看来，则提供了民为邦本、以民为贵的和谐统治政策。
乾隆从儒家的政治观念出发，即位之后采取措施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重新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对雍正时期因为侵贪挪用朝廷钱粮的官员，若家产尽绝，力不能完者，概与豁免，不许株连亲族。雍正十三年，乾隆刚登基就一次宽免了六十九人。此后，又将历年亏空案中，"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与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从乾隆二年春开始，在京大小文员俸银加一倍赏给，如遇罚俸事件，止罚正俸，加俸照常支付。从儒家伦理出发，乾隆禁止了对大臣的刑辱。雍正十三年令"嗣后三品以上大员身罹罪谴，即奉旨革职拿问者，法司亦不得遽加三木。如有不得不夹迅者，亦必请旨，将此永著为例"（《乾隆实录》卷七）。 乾隆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还在社会政策上大力采取与民休息的措施。乾隆即位后，要求官吏不得扰民，为政平静自然。乾隆元年正月，特降谕旨，宣传这一主张："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息，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而后富足可期"。其他的一系列惠民政策还包括：严禁匿灾，严禁讳盗，实行蠲免，裁减税收等。除上述几个方面，乾隆还废除契纸契根法，停止营田水利和井田，开放矿禁，从多方面减轻百姓负担，放宽对百姓从事生产的限制，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我们再来看大唐盛世的文化生活，更表现出万邦和谐的气象。在儒家主体文化下，唐玄宗李隆基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和宽容态度。其时，跨越国界的贸易远远超过了汉朝的盛况，与周边和远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跃上了新的高度，对外来文明异乎寻常的欢迎与接纳。唐文化特别是盛唐文化的繁荣昌盛，仰赖于一种积极的文化政策--立足于我、夷为我用。《剑桥中国史》指出："与20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相比（除了20世纪），初唐和中唐时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或许是因为来自异邦的世界性宗教使中国同波斯以东的所有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了联系，或许是因为当时很多士族豪门为胡人后裔，或许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镇守丝绸之路，保证了商旅畅通无阻……总之，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希望得到其他国家优秀的东西。" 这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是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正如鲁迅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