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解析中国皇朝管理：黄色管理》
第四章 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 汉武帝以超群的气魄带领大汉皇朝登上了繁荣盛世的顶峰，一个强大的大汉帝国出现在东方：统治稳固、国富兵强、开边拓土、声名远扬。但是，成就伟大的同时，隐伏的危机也在蔓延。大规模、长时期的对外战争，统治集团豪华奢侈的生活风气，武帝的好大喜功、四方出巡，所有这些致使"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汉书》）。武帝晚年颁布"轮台诏"，深悔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皇朝带来的灾难，并由此开始了转型。但是 "轮台诏"刚颁布两年（公元前87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死去了，留给他只有八岁的儿子刘弗陵的是一个"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已，各地民变蜂起的烂摊子。刘弗陵年纪幼小，不能亲理朝政，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政，此外还有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面对武帝留下的烂摊子，如何继续维持汉朝的统治，就成为了政策的重心。挽救危局，只能进行改革。朝廷不仅在治国方略上争论不休，各种势力还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战。昭帝和霍光针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不仅摆平了各派政治势力的争斗，重新巩固了中央政权，还调和了两种治国方略，一举扭转了武帝末年以来的皇朝颓势。昭帝的儿子刘询是为宣帝。汉宣帝继续了昭帝和霍光的治国方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重新稳定了汉帝国的统治。史书称许，昭宣年间"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 再看"帝国的正午"--唐代，无论前期是多么的辉煌，也逃不过治乱兴衰的窠臼。唐朝到玄宗开元时期达到极盛，然而长期的太平日子使得李隆基由俭转奢，由励精图治变为溺于声色，由任用贤能变为任用奸佞，"安史之乱"最终开启了大唐皇朝的衰落之门。至此，唐朝进入转折阶段。唐朝由盛至衰的转折阶段长达100多年，皇帝也历经11位之多，肃宗李享是最明显的分界线，其后直到懿宗李漼，这期间的皇帝还是多多少少抱有改革弊病延续帝祚的打算。较为知名的改革有肃宗和代宗朝的刘晏改革，德宗朝的两税法，顺宗朝的永贞革新，宪宗朝的元和中兴，武宗朝的会昌之政，然而这一切改革活动都未能扭转唐王朝走下坡路的总趋势。永贞革新，是在唐顺宗李诵即位，改元永贞后，以王叔文为首的几位并不算高级别官员主持的一番改革。那个时代，是唐王朝急剧衰败。藩镇割据，战乱频仍，政治危机十分严重；宦官专权，阻塞视听，贤能得不到任用；体制内组织失效，制度走形；中央财政困难，人民负担加重；"宫市"扰民，"五坊小儿"祸害，直接败坏了社会风气。总之，长久盛世下日积月累的腐朽倾向越来越严重，以至"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范文澜语）。公元805年初，顺宗李诵即位，有志革除弊政，中兴唐室，于是，起用了一批有志于改革之士。"工言治道"的王叔文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行宰相事，并聚拢了韦执谊、柳宗元、陆质、韩晔等，协助他进行全面改革。这就是"永贞革新"。革新历时146天，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改革思想和行动纲领，为后世评价不一。总体而言是：行之匆忙，收之苍凉，时间短暂，回味悠长。可以说，王叔文他们竭尽全力，能做的都做了，该做的也在做，想做的正启动，也看到了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所在，但缺乏对整体形势的正确判断，以及对支持者和反对派的准确估测，以致在夺权这一关键环节上贸然行动，功亏一篑，反而加速了改革的夭折。 大清帝国在乾隆朝达到顶峰，国力之强盛可谓如日中天。但是也没跳出衰落的窠臼。在乾隆后期，清帝国的颓势就已经显现。等到嘉庆皇帝即位，整个帝国更是四处冒烟、满壁漏洞。嘉庆朝的白莲教起义竟然攻入了皇宫之中。及至道光皇帝期间，虽然道光皇帝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克勤克俭"皇帝，但大清帝国却不能在"节俭"之中恢复自己的荣耀。就在大清帝国面临内部危机的时候，以前的皇朝不曾遇到的新情况出现了：坚船利炮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侵略中国。鸦片战争扯去了大清帝国最后一片遮羞布，清帝国不可避免的进入了衰退期。咸丰皇帝一生颠沛流离。太平天国的农民军占领了大清帝国的富庶之地，原来能征善战的八旗劲旅不堪一击；内乱未平，外乱又起，不足两万人的英法联军竟将大清帝国最强大的蒙古铁骑击退，咸丰皇帝狼狈逃窜热河；屈辱议和，使这位饱经忧患的青年皇帝死于离宫。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环境，大清帝国的君臣们开始了徐图中兴的"洋务运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等大臣们，开始了对传统皇朝的改革之旅。然而，"同治中兴"也好，"洋务运动"也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甲午海战"使大清帝国的君臣们认识到帝国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再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清帝国难逃覆亡的命运。希望有一番作为的光绪皇帝，凭着自己的勇气进行了"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被称作"百日维新"。
大凡一个组织从巅峰开始衰落，在环境的逼迫下，总会进行一些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延续组织的生命，重新振作起向上的精神。但是，纵观中国的皇朝更替史，我们发现，这些改革，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取得了一些成效，有的却半路夭折。取得成效的，创造皇朝的一代中兴，出现发展中的另一个高潮，虽然无论哪一方面也比不上盛世；中途夭折的，则是在已经积重难返的皇朝身上又压了一个包袱。 成功固然有成功的道理；夭折的原因却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改革的敌对势力太强大，改革者的力量太弱小，支持者的意志不坚定，改革的动力不牢靠。然而，再细细琢磨：若仅以力量的大小、强弱来对冲，胜者乃力大所致，则难免掉进了物理学意义上的力场陷阱。因为，力量的对比在改革之初就基本是明了的，为何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很明显，结果简单，原因复杂。 首先，盛世已经过去，盛世光环掩映下的问题渐次暴露，多方面矛盾日积月累加剧恶化，外部环境已经不容乐观。 其次，基业的承继者面临如此的外部环境，必须对各种挑战有所回应，方不致"家道就此败落"。即使生逢其时的皇帝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具备这种担当，也还是希望局面有所改观的。如此以来，胜任领导角色，便可能出现中兴的局面，反之，或昙花一现，或一败涂地。 再次，改革者自身的素质和实力将直接决定改革的进度与深度，哪怕终究是以失败结束。实际上若以结果论成败的话，这一阶段即皇朝后半期的改革，绝大多数是以失败告终的。但是，即使是失败，也有持续时间长短、改革力度强弱、铺开领域宽窄、后世影响大小等指标来评定新政的，如庆历新政，如熙、丰变法，如张居正改革。而与这几个指标直接相关的，便是改革家的魄力、格局与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