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解析中国皇朝管理：黄色管理》
北宋中期，宋仁宗、宋神宗年间，北宋王朝走到了一个下坡路的临界点。当时距离北宋开国整整一个世纪，宋太祖和宋太宗开创的治国之法已经"传之数世弊且生"。在宋太祖和宋太宗创立北宋时，其立国的基本策略是剥夺武将的统兵权，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分割地方政府的行政权、财权和军权，层层设官，官员与官员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衡，从制度上保证了皇朝中央和皇帝个人的权力。但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天下之财力日益穷困，风俗日以衰坏"。尤其严重的是朝野上下精神衰败，"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宋史纪事本末》）。宋神宗急于通过改革改变这种颓势。改革的重点在哪里？这是首要问题。王安石坚持以"理财"为中心进行改革，即以赋税改革为主要目标，以此为出发点，改革整个国家的行政、经济制度。王安石的好友、翰林学士司马光不以为然，认为改革的主要目标应该在"节省冗费"上。司马光认为祖宗的成法没有错，之所以造成当前的局面，不是因为赋税政策，而是因为各级官员不节省，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困难。他认为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对于两个人的争论，宋神宗并没有武断的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要求两人在殿上进行争论。宋神宗认识到王安石的意见更符合自己改革的需要，于是便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起用王安石为参政知事，主持变法。 我们再来看明朝的张居正改革。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是明穆宗朱载垕和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期间。此时离朱元璋建立明朝已经有近二百年了。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最为痛恨的就是朝廷的腐败。明初的几个株连万人的大案基本上都与腐败有关。朱元璋制定的《大诰》主要就是针对官员的腐败。在明初几代皇帝，腐败还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到了张居正所处的时代，腐败已经蔓延到了各个角落。张居正认为，虽然腐败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根本的还是政治上的腐败，这是造成全面统治危机的根源。要挽救危机，必须惩治腐败，尤其必须矫正政治上的腐败。这是改革要首先解决的问题。那么在改革的具体实行过程中，应该首先从哪里入手解决腐败问题呢？当时的实际情况，张居正明白，问题不在于缺乏机构，也不是职责不清，更不是政令、章程不够，明朝至此已经有二百余年历史，一切机构、规章早已是齐全的。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检查督促，缺乏控制力和执行力，所以一切都是放任自流。于是张居正首先推出了考成法。
上述说明对于一项改革而言，第一就是选择改革的优先次序，找出改革的重点，而这个重点就是组织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组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余的问题才能提上议事日程。改革之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在能否抓住这个主要问题。 二、突破旧法则的限制 为什么要在转折阶段特别突出组织领导者的魄力和决心呢？因为在转折阶段，领导者面临的政治格局最复杂，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立场，也具备了与领导者相抗衡的一定实力。如果立志于改革的组织领导者没有魄力和决心，就很容易被其他政治集团左右，从而导致改革尚未开始即告结束。创业阶段，集团领袖面临的环境虽然困苦，但谁是敌人、谁是盟友确是一目了然；守成阶段，各个政治团体的利益冲突不大，还能够团结在组织领导者周围，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盛世阶段，集团领袖的力量和权威足以威慑和控制其他政治集团。这三个阶段对于组织领导者而言，魄力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远不比转折阶段。 如果以立场来划分，实际上所有的政治集团都可以二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当然，这里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改革派并不一定是好人，保守派也不一定是坏人。这里划分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支持还是反对改革。君主的魄力就表现在能够始终如一的支持改革派，站在改革派一边。但是，一个皇朝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之后，总会形成大批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在经济上拥有大批财富，在政治上也掌握着大量资源。对于君主而言，改革实际上就是改掉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重新划分利益格局。因此，君主所支持的改革派一般都是从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弱势集团中提拔上来的。这些改革派特别是在政治场中并没有多大的权威和发言权，要进行改革，就要对保守派开刀，无疑需要名义上的皇朝领袖皇帝的全力支持。没有皇帝的支持，改革即使有很好的纲领，也不会继续下去。在中国历史上，失败的改革，其首要原因几乎都是改革派的力量过于弱小。正因为改革派的力量过于弱小，对于希望改革的君主来说，才更应该坚定的支持改革派，不为所谓的"祖宗成法"所拘束。 王安石变法之前的宋仁宗赵祯一朝，北宋就已实行过"庆历新政"。如前所述，宋朝初年，太祖和太宗为防止五代更替频繁的悲剧重演，从政治、经济、军事、人才选拔等方面重建政治结构，将行政权、军权、财权、司法权和地方权力都集中到中央，集中到皇帝手里。到宋真宗和宋仁宗两朝，这种体制导致的问题越来越多，"因循不革，弊坏日甚"，造成了"冗兵、冗官、冗费"的全面危机局面。宋仁宗企图改革弊政以挽救危机，便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初，将"不更一事，以姑息为安"的保守派官僚吕夷简等相继罢免。同年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政知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为谏官，使改革派在朝廷中很快占据了优势，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组织力量。但是，改革很快就被保守派势力所制造的浓重黑云所遮蔽。新政没有推行多久，改革派官员就在保守派官员的激烈反对中败下阵来。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离新政颁行之日仅仅八个月，庆历新政的总设计和总指挥范仲淹就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同年八月，富弼宣抚河北。接着，支持改革的其他官员也被以种种口实调离京城。新政派官员遭贬黜的同时，保守派的官员重新掌握了大权。此时的仁宗天天听到的都是对范仲淹等人的恶言恶语，当年厉行改革的锐气消失殆尽。"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了一年多就夭折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宋仁宗的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