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节: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1)



系列专题:《钱理群先生至诚之作:致青年朋友》

  6. "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

  "我们"社成立十年了!这是很让人兴奋的,一个大学里的学生社团,能够这样坚持下来,而且队伍越来越壮大,很不容易。这是我首先应该向大家表示祝贺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顾问,我也有很多的感慨。因为在座的同学,我都不认识了。我是2002年8月退休的,而同学们大部分都是在此之后入学的。见到你们,我真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不过我们之间好像还能够进行对话,这又是我感到欣慰的。

  今天,我主要想和同学们讨论一个问题。十年前,"我们"社刚成立时,我有一个题词,讲的是我对"我们社"命名的理解,一共十个字:"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当时,我没有作任何解释,这十年来,也没有机会讲,今天,就来作一个迟到的说明吧。

  我之所以十年不变地关注,今天又要来特意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和"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现、当代文学里的大问题,也是一个人生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或许还有一种现实的意义和迫切性。

  这也是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多数人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座的同学,大部分已经做到了"衣食无虞",不愁吃,不愁穿,也有地方住--其实,都是你们的家长、国家给包了。这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如何有尊严、有意义地活着,追求怎样一种合理的、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这就是"价值重建"、"生活重建"的问题。具体地说,你就必须思考:要追求怎样的更健全的人性发展?如何更新、建立更健全的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如何更新、建立更健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个人和国家、社会、世界的关系,个人和自然、宇宙的关系?等等,以此重新确立自己的生命个体在群体、社会、世界的位置,建立属于自己的健全的人性秩序,为自己的生命给出一个意义。

  在这样的视野下,同学们大概已经明白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问题的意义了。"我"和"我们"的关系,也就是"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应该是我所说的"价值重建"、"生活重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所涉及的问题也很多,今天无法全面展开。我想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讨论,看看二十世纪里我们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怎样的思考,曾经走过怎样的路:这也是我经常提到的"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15节: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1)
  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比较强调"我们"的,它对人的理解和想象是:人是家庭中的人,社会中的人,国家中的人,而比较少地考虑个体的人。鲁迅他们那一代,以后"五四"那一代,所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鲁迅在五四时期所写的杂文里,就十分感慨:中国人只有"父亲的儿子"、"母亲的媳妇"的概念,而没有"人之子"的概念,不承认子女是"独立的人",有"与成人截然不同"的独立的"孩子的世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子女对父母的依附关系,"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因此,鲁迅这一代先驱者就提出了要"解放自己的子女"的呼吁,其关键就是承认他们的生命个体独立地位、权利和价值(参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于是,就有了鲁迅《伤逝》女主人公子君的那一声呐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里的中心词,显然是"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几乎可以看作是五四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这样,"个性解放"就成为五四思想与文学的基本主题。五四文学之所以那样风靡一时,就是因为塑造了有着鲜明的个性、独立的意志、努力掌握自己命运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人",传达了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的心声--这些,都是中文系的同学所熟悉的,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五四时期之前,在二十世纪初期,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还对"类"的观念,即仅把人归为某一"类",而不是某一"个",提出质疑。比如把人仅仅看作是"国民",而忽视其"个人"的存在,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人的观念,发展到极端,就成了国家主义,即强调为了国家的利益,应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和自由。当时孙中山就竭力推行这样的国家主义,这也引起了启蒙主义的先驱者的极大警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就专门写文章批判国家主义,提醒要提防掌握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以"国家代表"的身份,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要求人民无条件地牺牲,放弃对个人幸福、权利、自由的追求。并且他指出,片面强调"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容易陷入非理性,容易被利用。--这样的提醒,在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鲁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个"的概念。我在《与鲁迅相遇》的讲课里,有过这样的解释和发挥:"鲁迅讲的‘个‘有两个意思:一是真实的、具体的人,而不是普遍的、观念的人;一个是个别的、个体的人,而不是群体的人。我们常讲‘人民‘、‘群众‘、‘为人民服务‘、‘为群众服务‘。‘群众‘、‘人民‘这是一个概念的人,不是具体的人,是群体的人,不是个体的人。这是很容易被‘调包‘的:口头上讲的是抽象的、群体的‘人民‘、‘群众‘,真正一落实下来,就变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表‘(那倒是具体的、个体的某某官员)服务了。而鲁迅他要强调的是‘每一个‘具体生命‘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他把人还原到人的个体生命之中,真正的人道主义是要关怀具体的、真实的人,是强调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因此,鲁迅强调,人的思想行为必须"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以己为"造物主"。也就是说,他赋予"个"、"己"的概念以终极性的价值,人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和原因,不需要到别处去寻找根据和原因。此话非同小可,也就是说不要"上帝",也不要上帝的"代言人",不要"众意",而要自己作主,自己裁判,自立标准,自己执行,同时自己负责。所以鲁迅讲的个性,个体意义不是放纵的,是很有责任感的,自己选择的同时是自己负责,自身到自己那里寻找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样,鲁迅就把"我"的意义,提高到了一个存在论的高度。鲁迅讲"立人",追求的就是"人的个体精神自由",这几乎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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