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经济自由的全球化：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以上的故事自古有之，并且在不断翻新。最近的案例是阿根廷政府在2001年底的破产。1575年，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由于欠债，把著名的福格尔银行（the Fuggers）给拖垮了。而在17世纪末，英国的威廉三世创立了英格兰银行来管理国债，以应付与法国的战争。这样的安排使英国政府在财务管理上做得非常出色，足以保证长期战争的需要，而没有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债务拖欠（包括通货膨胀和铸币造假的手段）。货币的稳定、信用和公共财政，加上人们或多或少诚实缴纳的税收，以及大海和皇家海军的帮忙，成为英国在18～19世纪早期对法国的一系列漫长战争中确立了胜势１１。同样，它们对于英国经济在18～19世纪的快速发展也功不可没。 在20世纪30年代和大萧条过去之后，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于稳定货币和健康财政的义务与负责宏观调控的义务需要调和起来。这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发表1936年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经济学创见。但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滞胀带来的经济崩溃，这种论调又过时了。如今，通货膨胀目标控制和稳健的公共财政被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是实现宏观稳定的条件，也是合理的、应该达到的目标。不过，关于中央银行在控制金融泡沫方面负有多大义务仍然存在很大争议。 另外一个有着公共产品性质的重要产品是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在历史上，道路是非常典型的可以由政府来提供的基础设施。道路空间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因为其使用无疑存在竞争性：两辆汽车不能在同一时间占据同一地点。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又很难对使用者进行收费（不过现代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道路收费变得越来越可行）。基础研究则更接近于纯粹的公共产品。因此，政府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资助者，而在自由社会，慈善捐助和企业资助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
政府在把外部性进行内部化的时候也是在提供公共品。任何发达的社会都采取某种形式的规划和监管，以保护环境。类似的，任何社会也都有某些防止污染的措施。在某些场合中，交易者自身的理性选择可能导致无辜的其他人遭受巨大损失。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经济产出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程度的上升，这类相邻效应正变得越益突出。环境的溢出效应可能是地区性、全国性的，也可能是全球性的。在应对具有全球效应的环境外部性的时候，就必须提高到国际层面上进行解决。 除了提供公共产品以外，政府还要直接提供或者资助某些公益产品--这些产品是由个人消费的，但是社会往往会进行干预，例如规定提供的类型和水平。其原因可能在于：这些产品具有公共品的某些特征（例如，一个人的健康和教育状况会对其他人有益，反之亦然）；或者是为了保证公民在社会上具备起码的素质，需要对这类产品有一定程度的消费；或者因为涉及这些产品或服务的信息提供不充分；或者因为市场失灵，导致它们不能得到足够的供应；以及综合性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