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经济自由的全球化：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最后一个方面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既有隐性又包括显性的部分。隐性的人力资源包括社会深层的文化和行为模式，即所谓的软实力。在显性的人力资源部分，则包含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所有取得成功的经济体，包括欧洲、英国的部分前殖民地以及后来的东亚国家，都有着成熟的农业国的历史，成熟的行政管理传统和发达的商业传统，这不是偶然。从这个角度来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由于长期和欧亚大陆的文明隔绝，当然处在很不利的位置，他们依旧受到古老的部落传统的束缚，在国家独立之初缺少足够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随后又犯了各种错误。 最后还有政策的制约。如果资源禀赋和既定制度能决定一切，我们就不会看到政策改变给某些国家带来的腾飞。然而，韩国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的快速发展都是在汇率改革和出口促进政策后出现的。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在不断重复各种失误，包括真实汇率水平高估（经常用于抑制财政超支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例如今天的津巴布韦）、关键部门（如发电、送电、出口产品销售等）的效率低下腐败不堪的国有垄断企业、成本高昂而变化不定的进口保护和糟糕的经济控制系统等。这些错误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相对优势。如果某个国家有着足够多极其廉价而勤奋的劳动力，如今天的中国，则更容易在拥有这些失误和政策缺陷的条件下继续发展，而阿根廷或墨西哥则无法持续。然而，也只是在一系列改革后，中国才开始很好地融入世界经济。没有中国那样雄厚的人力资本的国家，当然更需要找对好的政策。 经济增长和不平等 通过参与一体化进程而成功取得经济发展的国家对于世界不平等有什么影响呢？不平等是对相对收入分配的描述，如果拥有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贫困国家的平均真实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富裕国家，那么以人口权重衡量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就会减少。即使全世界最富裕的个别国家和最贫穷的个别国家的收入比拉大，或者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的绝对差距拉大（实际如此），整体的不平等也会缩小。
以上两个特殊情况需要多一些解释。首先，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比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的真实人均收入提高了440%，同一时期，美国的水平只提高了60%。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的平均真实收入水平在1980年仅为美国的3%，到2000年已经提高到12%。所以在相对不平等指标上，已经有了巨大的改进。然而，这两个国家的真实收入水平的绝对差距却从20 600美元扩大到了30 200美元，原因很简单，中国的生活水平在初期只有美国的1/30，如果想缩小两国之间的绝对差距，中国的增长率就必须比美国快30倍才行，而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如果中国继续保持更快的发展速度，绝对差距最终将会缩小，就像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快速接近美国的情况一样。
